面前的这位长者是这样神采奕奕，有力的手势伴随他或急切或舒缓的情绪，偶尔会像孩子一样地窃笑，偶尔也会头倚沙发，显示出沧桑过后的平静释然。你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书法家原兴国那极富感染力的言谈，回到以往的岁月中，同他一道艰辛，一道快乐。如果说是书法赋予了我们这个主人公以神韵，那么书法也使他在知天命之年体悟到了什么叫超然和自由。他用军人的气度、诗人的情怀、哲人的深刻及一个书法家的狂傲洒脱告诉我：心灵有多自由，快乐就有多真实。
——采访题记
我于1943年出生在辽宁黑山的家乡。我在七、八岁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字帖、练毛笔字了。
195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李惠文的老先生。在当时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小学校里，没有新中国师范大学培养出来教师，大多是旧社会私塾里的先生。这个李先生就是一位典型的私塾先生，他的毛笔字和古文功底很深厚。他看我写的字要比其他孩子好，是块练习书法的材料，就每天在放学之后将我留下，教我练字。那个时候李先生在课余时间教我完全是无偿的。就这样，我在小学毕业前一直都坚持着和李先生一齐练字。
我家住在农村，家里有十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爸我妈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到了年底，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领不回来，更不要提能够供我们十个孩子上学了，所以有钱买笔墨纸砚就成了我从不敢奢求的梦想。
我现在对我练字时的“装备”记忆犹新。一张四尺见方的大白纸，5分钱一张，或者用一个鸡蛋换，折叠成32开，用针线装订好。第一遍用铅笔写字，第二遍是用钢笔写，第三遍才轮到用毛笔写。钢笔，准确的说是蘸水钢笔，就是在一个木杆上加一个钢笔头。而用的钢笔水很有意思，是用开水泡开来的一个去痛片大小的药片的溶液。墨盒就更有意思了，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现在的铝盆、搪瓷盆、塑料盆，更没有不锈钢盆了，就有那种黑乎乎的泥瓦盆。那种泥瓦盆的边儿特别爱坏，我看谁家扔掉了坏的泥瓦盆，就拣回来，用钳子把盆壁掰掉，就留一个盆底，然后再用石头把边沿磨平，翻过来，用它的底座当砚台。用的墨条是拿四个鸡蛋换的“大小由之”或者是同样价钱的“金不换”。就是那样，我都很仔细很小心地用。
晚上练字的时候用的不是电灯，也不是蜡烛——蜡烛一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供奉祖先的奢侈品，平时是看不到的——是电视里演的那种一个小碟一个棉花灯捻儿的豆油灯或者是菜籽油灯。
虽然条件连简陋都谈不上，但是我依旧没有放弃书法。别的孩子在外面玩耍打闹的时候，我就坐在屋子里看书、看字帖、练习写字。我并不觉得枯燥，相反，我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当时的感受应该和外面游戏的小朋友是一样快乐的，因为我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仿佛我在书写的不是楷书草书，而且在铺洒自己的快乐。特别是在家人都睡下后，我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小小心灵和灯火一起跳动。我意识到，是书法带我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整个世界就剩下毛笔和我一起舞蹈，贫穷和饥饿在那一刻已经逃遁到了远离我书法的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俗世中去了。
转眼，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当地的一中，即后来的省重点中学。我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对我们十个兄弟姐妹说了：谁有本事能考上，能争取到国家补助金就念，家里不会拽着回去上地干活。很幸运我考上了国家的三等助学金：一个月七块五角钱。
在一中的时候，因为离家太远了，只能住校。我每个月都会精打细算一番。我早上在食堂打两份早饭：两个4分钱的馒头、一份高粱米粥，外加一份豆腐炖白菜之类的最便宜的菜。这样一个早上吃了一毛多。中午的饭菜会贵一点，因为不像早饭那样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吃了一份早饭还要带出一份的原因。我会把早饭放到当时那种大的铝饭盒里，放到行李卷里保温。等中午放学，别的同学都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回宿舍吃早上打好的“早午饭”。到了晚饭，我就去食堂打一份最便宜的饭菜将就一下了事。这样我每个月的饭钱从不超过6块钱。剩下的一块五毛钱，我全部用来买字帖和书法用具，其中已经不包括纸了，因为报纸出现了。我会去机关或者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求爷爷告奶奶般地讨要过期的人民日报或者解放军报。折叠裁剪整齐后当个宝贝似地用。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我就是这样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满足自己对于书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即使再艰难都不曾放弃书法艺术。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地方存放灵魂的话，书法就在那个时候，成了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我的桃花源。我似一只飞蛾，热切地迷恋着书法带给我的光和热。
可是平时的花销虽然有了，我又怎么交学费和书费呢？
我就利用假期到离家80多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当小工，一天挣一块七。一个假期我至少干三十天，这样在开学前我就能赚到六十多块了，比当时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开学了，我交五块五的学费和五块五的书费，剩下的就由自己支配了。我大多是用这笔钱补贴家用，余下的去买很难遇见的书法理论类图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练习书法上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我就想从理论上给自己加点儿油。
很凑巧，当时我们一中的美术组里有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一个是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另一个是从省城师大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和他们走得很近，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很系统很正规地学画了。可以说是那两个老师让我走上了艺术的正路，使我的书法艺术在理论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有了两位科班出身的老师的指点，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写起字、画起画来顺畅了许多，我在艺术上也越来越有感觉了。这使我更加痴迷于书法，课余时间完全被书法和绘画占据，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这也正应了我在我的《半步斋赋》中的一句话：雅兴来时诗能下酒，书意常至墨可调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