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颠覆人格化交易
虽然，“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现在，这两种模式正在朝着各自的轨迹进行发展，并已大相径庭。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
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创新力量和对人格化交易习惯的突破。
两种交易路径的不同，为温州和义乌的专业市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镇钮扣市场等专业市场迅速地由鼎盛走向没落的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在经历了２０年的风雨后，持续发展、成长……
每周五，胡汉哥俩总要早早地来到义乌市南门街那座临街而立的清真寺礼拜。
胡汉来自约旦，原名叫阿卜杜拉，“胡汉”是他的中文名。来义乌之前，他曾随哥哥在台湾经商，在那里学会了中国话，后来，哥俩到温州做过生意。２００２年４月，他们将公司迁到了义乌。
“这里的经商环境更好些。”胡汉说。
胡汉兄弟俩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这座清真寺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在当地经商的穆斯林客商的增加，这座清真寺的穆斯林教徒越来越多，那间清真寺也显得有些狭小了。
近来，义乌市政府不仅拨专款新辟了一个占地５５０平方米的礼拜场所，而且，一座占地１０至１５亩的清真寺也出现在义乌市的近期规划中。这个消息让胡汉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捐助”。
与胡汉一样，每周五前来做礼拜的成千上万信徒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超过半数。他们都成为了义乌人忠实的客户。
如果你漫步义乌的大街小巷，时常会见到大胡子的中东人，黄头发的欧洲人，黑皮肤的非洲人。这些形形色色、说着各种语言的外商，构成了义乌街道上独特的风景。
“这俨然就是开埠之初的上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这样评价。义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模式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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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化交易的是非
尽管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认为，“在本质上，‘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但他同时表示，当义乌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温州路径。
2003年下半年，温州ＧＤＰ增速仅排到浙江倒数第二，引发了学界对温州模式的大反思。而史晋川教授认为，这与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
史晋川指出，当年十万温州人闯中国，使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曾经十分富有成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方式让温州人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在今天，却使温州人交易方式无法突破，“甚至可以说，人格化交易成就了温州经济，但也可能制约温州经济的未来走向。”
由于人格化交易的存在，使得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到温州去创业。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温州远远落在沿海开放的１４个城市后面。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为１０％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２；２００３年１～８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０．８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１／１０，杭州市的１／５。而且，有资料表明，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投资的。2003年，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只有宁波的１／４，杭州的１／３，同时，温州的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其实，义乌早年走的也是一条人格化交易的道路。
矗立在该市小商品市场门口的雕塑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这里刻印着义乌“鸡毛换糖”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乃是当年十万义乌货郎担全国走市场的艰辛岁月。
在当年的起步阶段，义乌商人同温州人一样，正是靠这样同乡人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成就了地方经济的起步。但到了后来，义乌人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与温州大相径庭的路线——“一种更尊重市场交易规律、更基于法治化的非人格化交易。”史晋川说。
如今，拿温州的与义乌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相比较，已经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远比人格化交易机制的效率要高。
义乌市外经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义乌企业仅自营出口就达到了将近８亿美元。“义乌有不少小商品是通过宁波、杭州、上海等海关出口的，如果全部统计出来，出口量远远高于这个数据。”义乌市外经贸局外贸科科长、中国国际商会义乌市商会秘书长周文斌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尽管温州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市”，但在温州的街头，你很难寻觅到外国人的踪影，这与义乌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义乌市市场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已有２００多个国家的客商在义乌进货，每天在义乌交易的外国客商有四五千人。义乌市场将近７０％的经营户发生外贸业务。其中，国际商贸城日均进场外商１６００人次，日均外贸额１５００万元，年出口小商品２０亿美元左右，市场外贸额占总成交额的５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