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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路径
值得追问的是，温州与义乌的区域经济模式，都以二三产联动为主要特征，都是靠早年走南闯北铺设的人格化交易网络起步。可为什么到今天，温州的妙果寺服装、桥头镇钮扣等曾经鼎盛一时的专业市场都已走向了没落，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历久弥坚——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了第五代，规模已数十倍于前。
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内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
“由于以前的主流产业重工业都是国企，只有小商品是集体经济，所以温州早年就从小商品生产开始起步。但这些小商品当时进入不了主流的国有流通市场，温州就只好自己办市场。他们办市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温州人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半径，便迁徙出去一部分温州人，不断在外地办更多的市场。”不过，义乌虽然同样是二三产联动，但义乌的路径正好反过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所秘书长、浙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汪炜指出，“义乌是先办市场，后来才搞二产的。义乌一开始就是利用了自己的交通枢纽优势，完全按照一个开放的平台原则来组织整个市场体系的，尽管后来也开始发展小商品的生产，但本质上义乌的二产是为三产服务的，而温州是三产为二产服务。”
史晋川指出，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不过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温州人为何满世界跑？因为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市场扩张必须借助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完成。而当不断增多的温州人加入人格化交易网，则会由于市场拥挤产生边际收益递减，结果又驱使温州人不断大规模移民来扩张市场。”
温州市统计局此前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１５０多万人。这次调查的在外温州人，是因经济因素自行外出温州行政区域以外的人口，不包括职工、非经济因素及国外和港澳台迁移人口，但已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２０．４％。这些外出的温州人辛苦地维持着市场网络，他们是温州产品人格化交易形成的基础。
与温州老板不同的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义乌老板早年通过这种交易方式完成原始的积累后，迅速完成了从“行商”向“坐商”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选择了非人格化交易的习惯：并不只是在义乌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也并不排斥与非义乌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
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当时义乌一块钱一只的戒指在新疆能卖到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正是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翁荣金从１９８６年起开始了自己从义乌到新疆的长途贩运生涯。几年的艰辛后，他发现袜子比较好销，从１９９２年起，顺着袜子上的地址开始南下广州找到了生产厂家，他从厂家批发袜子再通过小商品市场销往全国，做起了代理商。经过多年的经营，翁荣金不仅有了自己的资本积累，也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
１９９５年，翁荣金看到做实业，自己生产袜子其实更有发展前途，而且他们自身的市场资源、人力、财力都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从一个普通的商家转为真正拓展自己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１９９５年１月份，他成立了浙江宏利针织有限公司，并于１９９６年更名为浪莎集团，专业生产袜子。
浪莎袜业现在的代理商网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当年从事袜业销售时的忠实客户构成，而这个网络也是浪莎成功的关键所在。
浪莎集团一位高层表示，他们在选择代理商时，“只要双方有利润，就能建立合作关系”，而“不必考虑他是不是义乌人”。该高层表示，最关键的是，包括浪莎集团在内的义乌企业在完成销售网络铺垫并回来做实业时，“留在外面的是网络，而不是义乌人。”的确，商人的角色发生转变，即当他们纷纷从“行商”变身为“坐商”后，他们根本无法再依靠当初的人格化交易来维持市场网络。不过，原来通过人格化交易铺垫起来的网络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而由此，当义乌人回归大本营并把产品纳入小商品市场的体系中时，受到各种利益的吸引，网络内的义乌以外的商人便顺着网络来到义乌。这样，人格化交易就非常自然地转变为非人格化交易。
如今的“浪莎”已经做到了中国的老大，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它的一席之地。“浪莎”２０％的销量来自外贸，以销往意大利、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为主。现在，浪莎在国外选择的也是代理制，合作伙伴“是从国外的大代理商中慎重筛选出来的”。这些代理商也有一部分是翁荣金以前在义乌批发市场结识的国外客户。
“不同的商业路径和商人素质，造就了目前的温州和义乌。”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