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日
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因为数万名示威者的扰乱，不得不实施了宵禁。人权分子、性别平等主义者、工会活跃分子、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及狭隘民族主义者，爬上屋顶，阻断交通，对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发起了攻击。
类似的示威不一而足。一个名为“转折点计划”的环保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整整两版广告，以“全球单调文化”为题，指责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破坏了世界各地原有的风土人情，令开罗变成了洛杉矶，新德里变成了伦敦。
上星期，激进青年学生占据了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摇旗呐喊：“WTO杀人！摧毁WTO！”他们声称，实施贸易自由化，会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贫苦人民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工，使他们过着辛劳而卑微的生活，因此他们主张关闭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sweatshop）”。
然而，正当记者的镜头瞄准煽情的场面的时候，美国传统基金与《华尔街日报》联合评选的“2000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公布了：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名列前茅，而海地、缅甸、越南、古巴、利比亚、北朝鲜则照例在结尾处聚首。
这是一份无声的反驳。有些国家遇上饥荒，连树皮都被吃光，广播电台要教人如何选择无毒的野草进食，试问这时谁还能奢谈什么环保？试问，当看到一名企图偷渡的海地男孩在怒海中沉浮的新闻片段时，人权分子难道还会认为“血汗工厂”是不能容忍的选择？
是的，第三世界的加工厂里，工人工作辛苦，生活环境恶劣，出现童工，工业安全没有保障。然而，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选择在那里工作，他们面对的，就很可能是饥饿和死亡。
有人争辩说，发达国家的人民在享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加工品的时候，应该于心有愧，应该给这些工人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但是，资本家到这些地区开设工厂，就是看中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以行政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就只会出现两种结局：要么是造就一个收入特别高的小圈子，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得不到雇佣，收入是零；要么是根本上赶走了资本家，所有人的收入都是零。理论上的高工资，实际上的零工资，不是示威者想要的结局吧？
再谈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的，这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这首先跟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够严格有关。森林、河流往往都是公共财产，如果代理这些公共财产的当地政府缺乏明确的权责，他们就会对环境污染听之任之，无心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发展经济的坏处，往往大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处。两害取其轻，是社会不得不作的选择。没有人否认，在公路上塞车是很讨厌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毕竟，没有人强迫你要买小车，也没有人强迫你吃麦当劳。新德里或许变得像伦敦了，开罗或许变得像洛杉矶了，这会令游客大失所望——游客当然希望别人保持文明前的特色。但是，难道游客的满足比当地居民脱贫更重要？
西雅图的示威者各式各样，但无论是人权分子，还是环保分子，都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自己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呼吁别人选择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