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告诉我们，不需要担心商品的捆绑，因为它有助降低成本、提高性能；不需要担心捆绑会帮助厂商掠夺垄断产品的利润，因为厂商无需捆绑，只要提价就可以达到目的；也不需要担心被捆绑的商品会排挤其他厂商的优良产品，因为只要物有所值，明智的顾客就会另行掏钱购买；我们更不需要担心自然垄断，因为注定“皇位轮流坐”的自然垄断正好激励着厂商不断进取、创新、冒险和奉献。
经济分析还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政府在行业入口设置重重障碍所造成的垄断。那些倚靠专营权、配额和关税保护等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垄断，与像微软公司这样靠消费者自愿的钞票投票建立起来的垄断，两者根本南辕北辙、不可相提并论。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政府不是垄断的克星，而恰恰正是垄断的根源。显然，政府应该拆除那些障碍，还市场更大的自由。
凭什么挑战微软？
1999年7月15日
按：1999年4月28日，美国微软公司起诉北京亚都科技集团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令制造、销售和使用盗版软件的企业和个人顿成惊弓之鸟。反咬微软公司“霸权”、“暴利”、“垄断”，甚至主张“盗版有理”的文章和书籍不胫而走。6月20日，我接受《IT经理世界》记者郭晋华先生书面采访，批评了上述论点，详见本文附录1。7月15日，《南方周末》以“凭什么挑战微软”为题选载其中部分内容，引起国内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两星期后，我应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制作组邀请，到北京录制并播出一辑与“反微软霸权者”方兴东对话的节目（详见本文附录2）。《南方周末》随后刊登了主要内容。
如果一个人，既要偷东西，又要立牌坊，那他就不得不搬出很多言之不成理的东西。我读了汪丁丁的《知识产权，垄断利润，反暴利法案》，以及方兴东在《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中的部分观点，感觉是在读《中国可以说不》的IT版。
到底偷东西在理不在理，到底是我们欠人家还是人家欠我们，我觉得正直的人应该心中有数。汪丁丁说：“你的软件2000元一套，是普通中国人年收入的20%。你怎样指望中国的民众不受盗版诱惑呢？”这等于说“你的法拉利2000万元一部，是100个普通中国人的终身收入。你怎么指望我们不受偷窃的诱惑呢？”什么叫“法不责众”？难道很多人都想偷，所以就不算偷吗？
汪文和方文我都读了几遍，始终摸不清楚他们主张应该怎么办。方的题目是《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怎么挑战？起来干什么？应该是起来说“不”。那到底“不”什么呢?是“不”用微软的产品呢，还是“不”准微软告我们？
两位对微软说“不”的人，各说各话。方文指责微软纵容翻版软件在国内的泛滥，认为那是“零关税倾销”，必须“抵制恶性竞争力量的侵入”。看来他主张“不用微软的产品”。而汪文却认为，微软告中国企业的做法不够“本土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看来还是舍不得微软。吞吞吐吐，内心那一句是“不准微软告我们”，但谁也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来。
“不准微软告我们”倒确实是可选择的策略之一。问题在于要衡量这个策略正反两方面的后果。
不准微软告我们，首先的结果就是方兴东所说的“恶性竞争力量的”继续“侵入”了。接下来，就是对国内软件开发商利益的间接损害。这时候，微软会游说美国政府，在其他的贸易项目上施加报复手段。而微软也确实曾经这样做了，我认为这是不道义的，但现实就是这样。结果是，当中国的网虫在享受盗版软件带来的愉快的时候，中国的软件开发商，以及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商，都在默默地承受网虫招致的惩罚。这难道符合汪丁丁所说的“公正”和“公义”的原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