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8日
香港推行强制性中央退休金制度，它规定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一半的退休金供款。
无疑，这个制度令雇主和雇员平添了一笔成本。这笔成本可以看成是“税”，也可以看成是“强制储蓄”。无论什么名堂吧，这笔新增的成本，事实上真的如政府所愿，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平均分摊的吗？
当然不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微妙，而且神秘。当事人自己往往都难以名状，外人就更无法洞悉了。而这微妙的依存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共同责任和共同成本的分担比例。
不过，一贯喜爱用机械的观点看待人性、用控制的手段去操纵经济的计划官员，往往对这门分担责任的深奥“学问”所知不多。否则，他们就不会提出一连串一厢情愿的管制政策了。
实际上，无论退休金制度怎么规定，并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笔额外的成本是怎样分摊的。经济理论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在整条经济链中，谁对别人的依赖大，谁就分担得多。
如果工人非常渴望工作，而雇主有大量选择余地的话，工人就甘愿降低工资要求，承担大部分的退休金供款。
在其他不同的条件下，实际担负起大部分退休金供款的，可能是到处招不到劳工的老板，也可能是对产品趋之若鹜的最终顾客。
反过来，政府减免某些税项，或者提供一些补贴，那么这些好处实际上又落到谁身上呢？道理一样，那些依赖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少，独立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多。
8月份，香港政府动用25亿港元推出了一项“中小型企业特别信贷计划”，旨在与银行各自承担一半的坏账风险，以便资助那些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的中小型企业。
愿望是好的，但是好处落在谁身上呢？现在有报道指出，受益的主要不是最有需要的中小型企业，而是银行本身和无需额外贷款的稳健企业。
原来，银行先主动将这笔政府贷款借给先前已拖欠了银行贷款的企业，用这笔钱冲抵先前的借款，结果，它们以政府承担一半风险的新债，冲抵了银行承担全部风险的旧债。这样，银行就将过去放款的风险转嫁了一半给政府，而出现问题的企业，并没有拿到真金白银的贷款来周转。
再有，资金周转越是困难的企业，就是越危险的企业，银行也就越不愿意借钱给他们。这笔“特别信贷”，最终也只能让财务稳健的公司受益。这个政策施行的结果，与当初拨款的初衷南辕北辙。
我不是要赞成这种“特别信贷”政策，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当政府要从社会上拿走一笔钱时，政府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笔钱最终是谁支付的，所以“劫富”的方案，结果经常令穷人雪上加霜；而当政府给社会发放一些好处时，政府也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些好处最终落在谁身上，“济贫”的方案，结果经常是给富人锦上添花。
其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总是微妙的，社会各成员在经济链条中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而要在事前准确地掌握千差万别的细节，是计划官员所无能为力的。
确定自己在某方面无知，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越能体会这种神秘的依存关系，就越不会自负地插手具体交易规划细节。但要人承认自己无知，不容易；对计划官员来说，就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