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往需要了解别人的背景资料。银行乐意把钱借给有实力的企业或个人，我们希望结交对自己见识和前途有帮助的朋友，警察希望尽快甄别出犯罪率高的人群，而我们的衣着、谈吐、证书、报表、证件、国籍，甚至住所的位置，都是我们的背景的简明标签。利用这些标签来作判断取舍，就是歧视。更直截了当地说，选择就是歧视。
由于人们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多的资料，所以自然就会重视这些标签。有了这些标签，就有了势利眼。势利就是某种歧视标准，它提高了了解对方的效率。
在网上，我们互相见不到对方的打扮、年龄、住址、工作、学历，自然势利眼就少了，大家觉得很公平，很自在，谁也不会有受歧视的感觉，而且谁也无法歧视谁。但是，设想我现在在网上向大家借钱，就会发生困难了。因为缺乏许多重要的标签，大家就不得不花费多得多的成本了解我，才能达成借贷交易。如果花不起这个成本，交易就无法达成了。
歧视标准的改进
歧视也有出错的时候，但人们不会因此放弃歧视，而只会不断地调整歧视的标准。没有歧视，交易费用就会上升。
有些工种被指责为“歧视”妇女、儿童和老人。但这种歧视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的服务质量的确有不同，这些不同本来可以由工资的差异予以抵消。但如果工会要求“同工同酬”，那么就逼着老板搞“歧视”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缺乏消灭歧视的积极性。比如国营企业招工，非招有本地户口的人不可。这种“户籍歧视”没有道理，会对搞“歧视”的企业造成损失。但深究下去，也能解释这种貌似不合理的现象，那就是国营企业受制于很多人事规定，而且他们对人才的需求也并不迫切。与此对照，民营企业用人，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就少得多。
歧视现象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是根深蒂固的，它要么源自广泛竞争的压力，要么源自个人偏好的驱动，要么源自每个人对陌生人群的无知，要么源自对陈规陋习的惰性。“歧视”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歧视的标准”则可以发生变化。可以预言的是，增进商业交流，有助于改善人们“歧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