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需求”和“需求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种“需求”，表示为一整条需求曲线；而一个“需求量”，则表示为某条需求曲线上的一个点。
一条固定的需求曲线，对应一种固定的“需求”，也就是说：（1）商品是不变的，是同一种商品；（2）顾客对这种固定商品的喜好程度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有价格和“需求量”这两个因素！
当“需求”不变时，“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这种变化关系，表示为在固定的需求曲线上的滑动。
但是，如果顾客对这种商品的好感增加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诸如收入增加、产品的质量提高、赶时髦等），那么他的“需求”（而不是“需求量”）就发生了变动，那将表示为需求曲线整条地向上移动，而不是沿着原有的需求曲线的滑动。
所有这些基本概念，本来都有严格的定义和用法。遗憾的是，在汪丁丁的文章里，这些概念成了大杂烩。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数量，拼成了此起彼伏的怪线。
学术上有深湛的创见，是困难的、罕见的、宝贵的、可遇不可求的；而假装有深湛的创见，则是可怜的、滑稽的、作风不正的、缺乏鉴赏力的。
物理学上没有创见？不要紧，塌塌实实做个电工好了，不要去创造法轮功；经济学上没有创见？不要紧，一年一年教授和应用需求定律好了，不要去创造什么“经济学哲学”，那是皇帝的新衣。
后记：下笔批评汪丁丁前，我花了3个星期细读他那两篇文章，并反复推敲自己的观点。是的，汪丁丁在国内名气颇大，而我是后辈，对他提出严重的指控，难免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博出名。幸好我对此向来毫不介意，因为我显然无须为了避免出名而隐瞒己见。
那我犹豫什么呢？科斯（Ronald Coase）说过：不清不楚的思想，别人也无从清楚指出它的错处（Not being clear, it was never clearly wrong.）。既要出手批评不清楚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随之落入不清楚的泥潭，这是我举棋不定的原因。稳妥的做法，是一方面对别人故弄玄虚的文章置之不理，另一方面自己多写清楚的文章来倡导较好的品味。但我最后决定冒险出手，原因是看到他在需求曲线上错得分明。
本文发表后，流传甚广，争论至今。《万科周刊》、《书城》和《经济学消息报》等纸媒体和数十家网站相继转载，汪丁丁则先后至少发表6篇文章回应。有趣的是，其中丁丁说我“对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看上去真是‘恨之入骨’，所以不惜用‘文化革命’的语言着实痛痛快快地‘批评’了一番”。殊不知，我对黑格尔的批评，完全来自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而该书中文版上竟赫然印着“本书执行主编汪丁丁”几个字。看来丁丁并不知道，应该把账记在波普尔身上。
我对故弄玄虚的深恶痛绝，的确来自波普尔。他在《反对大词》（Against Big Words）中写道：“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都流于浮夸，并纵容虚假的知识，而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
至于波普尔的描述是否适用于汪丁丁的“经济哲学散文”，就请读者独立判断吧。
200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