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中国人，有时很难对他们给出一个定义，因为他们民族得彻底，又世界得到家。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和不同的外国人打交道。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丰富的经历磨砺出来的鲜明个性，也许这正是吸引着你的魅力。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听听他们的生活里，那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思维决定命运，做一个国际化的人！”——访著名新华商王辉耀
他叫王辉耀，属于那种男人——用厚厚的一叠资历压死你，吓死你！他到底是何许人也？中国没有几人不知晓，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们。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
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中国项目网SinoProjects.com董事长
加中经济促进会会长
北京市华商联谊会理事长
加拿大使馆-王辉耀学校名誉校长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通常，这样子的人都是有很高很高的学位，很高很高的IQ和很高很高的EQ，不但会埋头书海，还可以玩转钞票，玩转生活。
王辉耀是一个代表，一个将知识与财富、梦想与现实完美集合的代表！
一个杰出的俊杰，像他，用一个中国、“华商”等这些概念来形容远远不能含盖一个人的全部了。
巴义：很多大学生基本上都认识您，而且是通过您的第一本书《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从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您是很会规划自己人生道路的。
王辉耀：对，是的。
巴义：您的人生经历跨越企业，政府，学术，教育等多个领域。您的职业经历具有很浓重的规划味道。中国有一句古话，一步晚步步晚，您是一步早，步步早。每一件事情都是走在别人的前边。您的人生完全是您自己规划出来的呢？还是具有运气使然的成分？
王辉耀：我想这种结果是综合性因素决定的。机遇、眼光、个人努力等综合性的多种因素决定的。
巴义：您赞成规划人生，那么对于您的孩子你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人生规划呢？
王辉耀：我认为他们（孩子）应该培养一种国际化的观念，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国际化的思维、很好的技能、很好的知识面、很好的国际化的经历，同时还要具有比别人判断早一步的前瞻性，当然还要具备与别人打交道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沟通的技能非常的重要。
巴义：那么平时您又是怎样有意地去培养他们繁荣沟通能力呢？
王辉耀：这种途径就很多了。学校的很多教育方式都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沟通能力。例如讲演呀，同学之间的来往呀，朋友之间的交往呀，再有，我们会带孩子去很多地方，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等等。方式很多。
巴义：在对他们的教育方式上，您是比较西化呢还是中国化一些？
王辉耀：还是中西结合。他们接受中西两方面的教育，这样比较好。欧洲的、中国的都应当接触。他们应当是在一种国际化的背景中成长。
巴义：您一直对国际化、国际化的人才提及的特别多，您对一个人的“国际化”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王辉耀：我觉得一个人的国际化标准有三方面，国际化的观念、国际化的技能以及国际化的背景。国际化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国际化的观念是可以培养的，例如关注国际动态，看参考消息，看国外的媒体网络等等，通过这些方式来培养。国际化的技能包括英语、互联网呀、沟通能力。再有是国际化的背景。例如在跨国公司工作过，或者在国外留过学。这些几方面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国际化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巴义：那是不是说，您比较赞成一个人的国际化，首先就要具有与外国人沟通的能力与经历呢？
王辉耀：我认为与外国人沟通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国留学多少年。当然，具有出国留学是最好，但如果不能，以别的方式也可以实现比如像旅游呀，接受外国人授课等等，就是说，应当具有接触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外国人的背景。比如如果在一个圈子里，老乡只和老乡的关系好，我是上海人我就只和上海人关系不错，那么这种人的沟通理念与经历是非常狭隘的，这种人肯定会不受社会所欢迎。
巴义：如果一个人他不与外国人接触，只是从媒体、书本这种平面的东西了解国际环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就不是完全国际化的呢？
王辉耀：一个人的国际化途径分两种情况。直接的与间接的方式。直接的国际化方式比如上外国人的课，公司同事是外国人等。间接的国际化方式比如像看外国的电视，看有关外国的东西，了解外国人的思想，学习英语等等。有些人也学习了英语，但他可能一辈子一次外国人都没有见过，这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国际化。当然，当今中国有一批非常国际化的人，他们与非常国际化的人接触。我个人认为新鲜事物与国际化的观念对目前发展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巴义：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在香港的时候，香港人的那种创业思想对你影响非常大，比如说您的书，对我本人的影响就很大，尤其是职业规划的理念。您在国外很多年的经历是不是对您也具有同样大的影响呢？
王辉耀：当然有影响，影响很大。
巴义：那么影响最大是哪方面的呢？
王辉耀：在北美受的教育，例如像不绝对迷信权威；没有什么绝对权；敢于思考、善于思考、独立思考；北美人做事有一种冲劲，生活精神顽强，生活状态生龙活虎的，这些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他们学知识活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开放式的。当然在香港也很开放。在自由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也是很开放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人，惰性强，什么时候都是想着靠国家、靠单位。在香港，你就会发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成长的人，做事都是靠自己。在海外的中国人，创业生存意识都很强，中国人到了海外都变得很能干了。这与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看到很多不同的现象，以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不同的结论。看的多，见的多，就促使自己去思考什么是发展的主流，什么是你发展的方向，什么是一条比较捷径的道路。意识的比较早，及时的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