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虽然在中关村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 “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是高级职称的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是搞数理化的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之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争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一个叫蒋士飞的，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主任委员、留美博士和著名教授，他也抛弃名誉地位，不干了。他来到王洪德创办的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科学城再次地震，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情绪来观测他，这些情绪至少包括惊讶、怀疑、困惑和嘲弄。他们觉得蒋教授应该调到更高的部门，而非自暴自弃，去一家朝不保夕的民办小公司打工（“打工”这个词要多年后才能出现）。他们觉得这是明珠暗投。但蒋教授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多少人劝我考虑后果，也有人风言风语，说我是为钱而调动。我早年留美，如果为钱财就不会回来。我到京海公司，不是心血来潮，是根据30年来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要发展计算机技术，就得走这条路。”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说他野心勃勃，是因为他想将一家叫四通的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万润南、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万润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万润南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但首先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而成就伟大梦想不仅是因为勇敢，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因为智慧。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十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德洪、万润南、陈庆振、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