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
那一年，柳传志23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象，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说：“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没有好好工作，又没吃没喝，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白藤农场是一个岛，叫做白藤岛。岛上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的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衣服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向。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就这样去干活……”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
并非所有人都能忍受这非人的生活，柳传志连里有一个人，他对象在江苏等了他很长时间后“要跟他不干了”。这个人想不开，拼命闹着要回去。闹没有达到目的，就只好偷渡。头两次偷渡，那个人都被抓了回来。因为他出身好，解放军曾想做他思想转化工作，结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个指头剁了下来，然后开始骂毛主席你有罪。辱骂了伟大领袖，性质发生改变了。那个“现行反革命”被“一家伙立马押起来，一下押到团部去了”。后来柳传志他们离开了白藤岛，那个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后来，他就疯了。
“当时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柳传志说，“这个自杀事件，有点像今天孙志刚的死，当时将我们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杀的话，当时我们的待遇会更不好。这些就是当时的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柳传志说，那种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乐”。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柳传志和他年轻的同伴们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属偶然。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