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一个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少校一直没有说话，等到柳传志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
柳传志说：“是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
少校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到了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所坚持的，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他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
类似运动在接下的几年中比比皆是，然后“文化大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文革’突如其来，来势极其凶猛，”柳传志说，“6月3号念大字报，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我当时比现在能干多了，当时脑子好使，还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有点像真的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最初的时候，柳传志他们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那些惊诧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的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说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叫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使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革”不太对头。
不停有老帅被打下马来，对他们的批判也越来越重，柳传志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已经开始流行“打倒”之类的口号，还有一些口号，就像电影中还乡团所喊，说什么“打回老家去，火烧县地委”。串联业已开始，“革命”之火业已燎原……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大规模否定解放后的成果？江青越说越过分，林彪的话也越来越过分，四处诋毁一起革命的老战友。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谈对象，设想着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一个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这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