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被骗了14万，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周晓兰记得：“开始经费非常紧张，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我记得柳传志把眼睛一瞪：‘什么？两百块！不能装。’过了一段儿生意开展起来，好家伙，电话打不进来，挂不出去，好多生意都被电话卡住了，这下柳传志后悔了：‘糟糕，那两百块钱是该花的！’”
在后来的很多描述中，说是柳传志他们遭遇到挫折后，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电脑。当时电脑渗透中国内地，不若今天这般普及，还被排入奢侈品的行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尚未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电脑陌生得很，只有一些效益不错的单位，购上几台，或者装潢门面，或者用来打印工资单。
那时候，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已经鳞次栉比，数量超过百家，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今天的联想、方正，拥有令整个民族骄傲的名称，而是大多以贸易为主，销售进口电脑谋求利润。从国外进口一台286电脑再加价至4万元人民币卖出去，便可净赚两万多元，端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一直到1988年以前北京很多人都习惯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作‘骗子一条街’。”
柳传志他们还未来得及从这一本万利的电脑买卖中获益，便已淘到了联想的“第一桶金”。《联想为什么》说：“联想人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买卖电脑上。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计算机服务。”事实虽然如此，但讲故事的人显然隐去了一个事实——在1980年代，“联想”显然缺乏获得进口电脑批文的足够能量。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坏。就在他们为“电视机骗局”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配给上百家研究所。
张祖祥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李勤就直扑科学院设备司，天天跑去游说，最后总算把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和维修业务揽到手中。所谓验收、培训和维修，就是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对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他们，等机器有了问题的时候再给他们维修。
这500台IBM电脑运到公司验机时，堆满了公司当时的两间小房子。场地既小，不可能把所有电脑一字儿排开检验，所以柳传志他们只得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则搬到另外一间房中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然后等待下一批机器的到来。陈惠湘说，有些人因为终日站立，不断弯腰起身，自此留下腰肌劳损的顽症。“为了这笔大业务，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蹬着三轮车，周晓兰、贾婉珍等人在后面推着，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大汗淋漓地卖着苦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可谓‘艰辛’。”
胡锡兰在1985年到了联想，她在到来之前见证了这个被叫做“蚂蚁搬家”的故事：“我看到李勤把裤子撂到大腿上面，蔡书记也是这样，连车子也没有，就是接力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挺好，他们挺实干的。这些人都不说空话……”
项目结束的时候，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已不超过500台I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尊重，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服务费上涨至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