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
有人形容他说，“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柳传志的确很寒酸，联想还很小，他也没什么钱。他依旧拿着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他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服装，没有耀武扬威的权势。他只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不甘被庸常的生活埋没。“到哪去，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柳传志是与助手甘洪一起去香港的，因为住宾馆太贵，他们晚上便住在父亲朋友的家中。柳传志让甘洪睡到床上，自己则打了一个地铺。“躺在地上，柳传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甘洪舒舒服服到香港出趟差。”
柳传志父亲的朋友请柳传志在香港吃的那顿饭，柳传志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顿吃的是螃蟹。吃完饭，人家一招手喊了一辆出租车，递上钱说：“多了钱找给他们。”柳传志暗道：“这家伙真阔。”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柳传志也看了四维、奇士等几家香港公司，心里算是有数了。临走时，柳传志对四维说：“今后会多和吕谭平的导远做生意，希望四维谅解……”四维完全能理解柳传志的选择，他们也知道国营公司速度慢的弊端，但没法改，也改不了。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那是在计算所食堂小间里，柳传志请吕谭平吃了一顿饭。吃饭前，柳传志突然按住吕谭平的筷子，扭头吩咐人“换一双”——那双筷子上面沾了一只死苍蝇。
我们已无从想象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是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小很多，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能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
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承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高潮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在当日的中关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香港拥有自己的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他使柳传志觉得可以长久合作。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在吕谭平给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作创办香港联想，但命运在不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