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调离了联想。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元老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祗，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惟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做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 “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三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的时候，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
命运开始对这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