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这场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5.5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参加了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汉诺威的Cebit交易会与美国芝加哥的Comdex Spring展览会并行为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在交易会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也赢得了机会，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
联想当年的一分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本公司的产品就很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台湾的FAX卡卖七百多美元，本公司卖四百多，一下子把人都吸引过来了。这就是‘汾酒二锅头’价的力量。”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等13个经济实体。柳传志计划在已登记的北京海淀区联想工业控制公司基础上，以更名方式成立联想集团公司。他告诉科学院，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真正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
启恒同志并转光召同志：
在昨天的汇报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向院领导把想法谈透。由于不便也不可能再占用您们的时间了，所以只能用书面的形式继续汇报。
在汇报中，我曾谈到一个观点：“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
……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作了批示：“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胡启恒也于当天给柳传志回了信，开头写道：“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经历了“文革”，深感时间的紧迫和机遇的难得，因此干事业能够“拼命”，但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又存有深深的困惑：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当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能力和忠诚之后，我们迫切地希望知道院领导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已预计到为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前途多有艰险和坎坷，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作为动力，也必须有院领导的具体指导和支持。总之，我们在大的战斗拉开序幕以前要非常明确：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