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召集了公司的党支部和总经理室开了一个联席会，讨论如何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第二天，柳传志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侯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这也确实是党的力量。”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最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中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国内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不久之后，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对他们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
“我们不敢提前做出来？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就是说，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我们要办成技工贸立体规模的企业是多么的艰难！”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一、能做成事情的人；二、有组织能力的人；三、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1.85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博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的一份内部材料这样描述作为“技术神祗”的倪光南以及这段历史：“八九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科技人员不分昼夜，不断开发与完善着自己的产品。总工程师倪光南为开发联想Q286微机，八八年除夕之夜从香港坐飞机回到北京，第二天大年初一就带着助手们一头扎进研究室。”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了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