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1月17日，柳传志在公司老同志会议上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老同志房子、劳保和职称方面的一些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的关系和怎样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一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柳传志，而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在两天后的1月19日亦即腊月十五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春天的故事”。
3月12日，联想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柳传志回顾了1991年，告诉那些年轻人面对全球化时联想所要采取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有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中国很多企业进行股权改革的时候，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却迄无成功的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柳传志也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这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李勤在那天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1.8万—2.5万台，汉卡销售2.5万—3.5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1.3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的、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知道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倒，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的电脑至少获得15%的毛利才可以活命，这其中包括3.45%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1.5%，加起来15%的毛利勉强可以度日，“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国内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以为他为了加快步伐而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也不曾像柳传志和李勤那样把青春献给了联想。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