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物质匮乏的国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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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地震让24万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为平地。整个华北惊恐万状,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进屋里,露天而居。以后的几个星期,一种临时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个角落生长起来。地震的危险很快过去,但是那种简易小棚却激发了百姓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灵感和创造性。他们把小棚扩大并且加固,让它成为一种近似永久性的建筑。那时候城里还没有“违章建筑”一说,政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无力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所以对于民间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这种潮流也启发了柳传志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竞相把自己的房子扩张开来。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现在成了充满激情的泥瓦工,这在以后很多年里都是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一个情节是柳传志和李勤合伙去“偷”沙子。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常务副总裁,在当时则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那一天两个人推着一辆平板车,到东墙根下装了沙子又推回来,抹出一座新灶台,还给自己扩建了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厨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来的时候,柳家仍住在这里。他在一年以后离开,搬进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柳传志夫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晚上下班之后就爬上去看,房子还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这两人看了真是高兴。此后又有几次搬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但是屈指算来,这“东郊民巷小屋”他们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凝聚了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欢乐。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收养了一个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从湖南搬来和他们同住。小屋人丁兴旺,拥挤不堪。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那年月发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这个家庭常常被提起:袜子洗干净之后没有地方挂,就挂在灶台上,结果掉到汤锅里。
1984年秋天,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与周围同事的差别只在分毫之间—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城里人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变化,直到70年代末期才在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中提升了10%。商店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而且很便宜。不过,诸如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以至于买一条棉毛裤也要提前几个月列入家庭支出计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化的节奏似乎加快了。52 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20%,这个物质匮乏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卖粮难”的体验。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秋天!自1949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沿海14座城市宣布对外开放;来自城市的两个激进的改革者—浙江省的步鑫生和河北省的马胜利,成了众口相传的英雄;两本描述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成了各大书店最畅销的读物。10月1日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50万人载歌载舞,北京大学的学生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写着 “小平您好”的床单弄进了游行的行列,令亿万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还有一首新歌,《希望的田野》,成为这一年的流行歌。柳传志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即使在后来卡拉OK流行全国,他也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是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不过,他天生敏锐,能够从一种流行的风气中体味时代的进程。中南海已经宣布将把改革由农村引向城市,还保证“为城市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2亿城里人经历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心理革命:贫穷和压抑变得无法容忍,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富裕,追求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