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柳传志对公司控制力的巩固，越来越明显地得益于他同政府高级官员广为人知的友谊。就像他的销售人员特别善于在用户面前推销产品一样，他特别善于在政府官员面前推销公司。1995年年初电子工业部选择“政府重点支持的公司”时，有六家企业名列其中。前面五
家—熊猫、上广电、长虹、彩虹和华录，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也是电子部所属的国有企业，所以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但是第六家—联想，就在整个计算机业引起波澜，因为这家公司在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方面都不属于电子工业部，就在几年以前，它还是个计划外的“私生子”呢。按照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情形，要把长城和浪潮这样的老牌国有计算机制造厂商排除在外，把联想当做“亲儿子”，还真不容易。所以胡启立部长当时面临着极大压力，政府里面一些年老势强的官员都来游说，有人还写来书面投诉，都说不应该忘记老企业当年的功劳。但是胡启立似乎不认为这能成为理由，他召开会议做了一个长篇讲话，给政府中那些还在犹豫的官员解释联想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
看来胡启立兑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不再以财产的权属关系来确定政府与企业的亲疏。此外，今天的局面同几个月前公司总裁室“向电子部汇报”也是分不开的。柳传志那次向胡启立和一群政府高级官员请求：“一是为我们叫好，二是给我们优惠。”还说“叫好的方式”就是希望政府检查联想的产品，把检查结果登到报纸上。他这一说，还真把一帮子政府官员给鼓动起来，打算就在1995年里的某个时间突击检查联想微机。至于他要求在政府采购中拥有优先权，也得到回应。那一天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到公司来，讨论以日元分期贷款建设国家通讯系统的问题。商谈的结果是，把政府的微机采购单独打包招标，并且指令用户优先采用国产微机，后来联想果然中得其中最大的一标。
同行们看他如此拉拢官员，既羡慕又嫉妒，柳传志却还不知足。1995年2月，他有机会成为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的客人，在座的还有胡昭广副市长和科委主任。当时留下的会议记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联想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市长问他，联想到底能办多大。他说“16亿美元”。市长显然想要听到更大的决心，笑着说：“造一个楼能抗八级地震就可以了，你是不是要抗十二级地震呀？是不是太坚固了？”柳传志也笑着说：“没把握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说。要是能做得更好，那时候再来见您。”这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市长表示政府将“在物质方面尽量给予支持”。柳传志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说：“能不能给我们一块地，让我们盖房子，解决员工宿舍。”市长点头允诺，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柳传志得寸进尺：“希望北京市成人教育局能促成‘家庭电脑’的普及。”这可是个很大的要求，倘若实现，将为联想的“家用电脑”战略开辟广阔的市场。柳传志说完了就把眼睛看着胡昭广副市长，他知道这位副市长是教育局的顶头上司。“好吧，” 胡昭广副市长回答，“我们一起同成人教育局局长谈。”这是什么意思呢？副市长继续解释：今后政府公务员如果不会使用计算机就不称职。“要会用就要买来放在家里，”柳传志笑道，“买什么牌子的呢？最好买联想的。当然这后一句话只能让我来说。”
现在回忆起来，1994年和1995年相交的那几个月，是联想和政府的蜜月期。政府不仅把联想当成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而且邀请柳传志出席一些重大的会议。比如中央政府忽然发现，全国的工业产值中，只有8%来自高科技。1 000亿美元出口货物中，只有不到5%是高科技产品，其余95%的东西，用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话来描述，“都是大路货”。所以政府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起了个让人紧张的名字叫“超级863软课题工作小组”，还打算在未来5年投资100亿元来推动高科技产业。1995年春天，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们国家科技领域最有权力的人几乎都来了，有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有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有国家教委主任和国务院的部长们，当然也有柳传志。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抱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太少，还列举数字说明，人家外国工业产值多少、科研投入多少、其比例又是中国的多少倍，振振有辞。可是柳传志发现在座的科学家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等到宋健让他发言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搞应用科学的吗？不去挣钱，老向国家要钱，说得过去吗？中国公司为什么被瞧不起呢，不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钱拿过去花，花完再要吗！”看看眼前很多人全都面露尴尬，他接着说：“既然是应用高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取名？还是取利？我认为应该以‘利’为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