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合资双方举杯相庆的时刻，一位举足轻重的官方人物李荣融才出现在会场。李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但相当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国资委这个在“16大”之后成立的权威部门，是中国重要国企的最大老板，力图掌控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的命运，乐凯与柯达的合资要获得它的批准），更巧合的是，10年间他两次出现在这样的合资仪式上。这样的人物，在现场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叶莺。
1998年3月25日和26日两天，李荣融出现在柯达公司与福达、公元这两个国有感光企业合资签约的现场。他当时的身份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在“全行业合资”大谈判中，身为中央协调小组的成员，李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推动当时外资参与重组国企中最为惊人的项目。那一次的合资，柯达一举完成了与6家中国感光企业合资的计划。
5年之后，李荣融又出现在乐凯与柯达合资签约仪式上。他相当镇定和平静，只说了两句话就起身离去。第一句话，“祝贺谈判签约成功”；第二句话，“共同努力把签订的合同执行好”。但李荣融在其他的场合，却并不如此低调。
2002年10月，美国《商业周刊》第六届CEO年会在中国进入第二天，李荣融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CEO们声明，中国欢迎更多的外国公司参与到国企的重组改造中来。这位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主任开口说道：
我有两个成功的案例。一是柯达公司重组我们的影像行业，这是一个双赢的案例。第二个例子就是最近刚刚完成的尼桑公司与东风汽车的全面合作。重组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下决心推进这样的重组。
在乐凯与柯达合资这一幕结束20天之后，人民大会堂迎来另一场会议—“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主办者之一。李荣融出现在为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为论坛营造声势，公开声称：外商收购国资无底价。李的讲话很快被媒体转发。这样的讲话在10年前不可想像。
如果说，这样的讲话在中国有什么背景的话，那就是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个公告，提到进一步加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柯达与乐凯的合资，又扣上了这样重要的环节。正如10年前，它幸运地踏上了刚刚开始的外资重组国企的实验。
一身绿色衣裳的叶莺，主持了新闻发布会的整个进程。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包括别在邓凯达与杜昌焘西服胸口上小小的合资纪念章，记者手中红黄相间的文件夹……正如她曾一手导演的无数让人记忆深刻的大场面，那些似乎若有若无的细节，在精心润色之后，意味深长，传递出力图平衡中西方差距的用心。
叶莺这一身绿色衣裳，后来被一些媒体的记者认为是一个不小的失误，因为在这场极具象征意味的“黄红”联合仪式上，这一抹绿色似乎是“富士”的颜色。但敏感的人们没有注意到其脚登“黄色”高跟鞋的细节。在为“柯达、乐凯合资仪式”精心安排的所有细节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这一抹“绿色”的“谦逊”，是因为“红花需要绿叶相衬”，“红色”是乐凯的代表颜色，而“黄色的高跟鞋”，完全传递了一个隐含的信息，这是一个立足于“黄色”的决定。
这就是叶莺，一个隐身在柯达全球副总裁、亚太区副主席、柯达中国公共事务部总经理一长串头衔之后的华裔女人。
在邓凯达和杜昌焘握手而笑的那一刻，叶莺仿佛一下子又回到6年前，裴学德发出的那个热切召唤：“Ying，你过来吧，这里有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那的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谈判，那也是一次握手—当时的国家副总理朱基和柯达CEO裴学德握手，“全行业合资计划”传奇般地出现，随后搅动了历史……她的个人生涯就此转折，从美国外交官成为大谈判的柯达主谈，直到“98协议”浮出水面，闻名于世，她明白这中间要跨越多少难关！
从“98协议”走到今天，亦然。柯达与乐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只是遵循了商界那一套无比精明的利益哲学使然。
1997年第一次乐凯之行还历历在目。当时，叶莺作为柯达的主谈第一次到保定，拜访乐凯，总经理杜昌焘亲自接待。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心，叶莺注意到杜穿着一件全新的衬衫，而且以后的每一次与柯达高层的会面都穿新衬衫。叶莺从这些小事上看出，乐凯和杜昌焘没有对柯达掉以轻心。那么，柯达有什么理由对乐凯掉以轻心呢？
叶莺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看低杜昌焘。乐凯作为民族的骄傲，在卤化银的事业中不需要外面的人插手，这是一种骨气，柯达要了解这种心情。不能因为你是胶卷工业的老大，就要指手画脚，而需要一种相互的尊重。
以前这家巨头公司，对此没有太在意。而乐凯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心里并不自在。尽管乐凯已超然于柯达当时的合资计划，但叶莺已直觉感到在“98协议”之后，很有必要确定与最后一个中国感光企业的关系，这对于柯达并非毫无意义。
为此，叶莺在柯达内部宣扬一个原则：“绝对不能吃掉乐凯，你吃掉乐凯之时就是你走向灭亡之日。”这样的意思，甚至还有其他形象的表述，比如，等乐凯吃饱了，长壮了之后，柯达与乐凯一起到富士山下去野餐。这当然是一个高明的原则，柯达没有必要傻到触动民族主义的地雷，也没有必要将乐凯逼向富士的怀抱！
柯达的两任CEO裴学德和邓凯达，都同意这样一个原则。但为这个原则，叶莺与其他业务部门的人拍过桌子。当然，单纯从做市场的角度来看，“以柯达的实力把乐凯在市场上打死”，这完全做得到，而且在中国市场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柯达的利益所在，但在这盘最微妙的东方棋局中，高明的棋手，不会这样布局落子。
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到这一层，柯达CEO邓凯达每一次中国之行，都要专门与杜昌焘见面。在这些低调轻松的会面中，这两个人物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培养了不少共识。还有一些细节，显露了这种关系的细致入微，叶莺有事晚上很晚打电话到杜家，他太太也不在意。叶莺自认为，这样的关系，富士做不到。
在高层与私人之间培养如此信任的关系之后，叶莺一直在推动柯达与乐凯有所合作，试图连接更长远的关系。
一些秘而不宣的项目显露了柯达的苦心。当年，柯达准备在中国建立一次性相机的生产基地。为此，CEO邓凯达曾到保定，与乐凯签订合作协议，准备将一切技术转让给乐凯，乐凯装配的相机装乐凯胶卷，柯达的装柯达胶卷，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乐凯没能参与，柯达一次性相机的基地落户到厦门。
这些或许让商界感觉不可思议的安排，反倒显露了柯达的良苦用心，从边缘培养与乐凯的合作，直到核心的胶卷产业。
回到当年，朱基与裴学德会面谈合资的框架，裴学德的立场很简单，接手巨额亏损的企业、带来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培养一流的人才都可以，但只要求一点，柯达要控股，要有管理权。但乐凯是民族的骄傲，在卤化银的事业上，不希望外人指手画脚。叶莺让柯达充分了解了这种心情，一边培养双方的关系，一边等待真正合作那一天的来临。
“能等到那一天吗？”人民大会堂这一幕完美回答了疑问，柯达“七计划”完美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