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厦门市政府专门成立一个福达公司职工下岗分流安置工作协调小组，就是要绞尽脑汁地安排剩下的员工。合资开始后，从董事长到工人，还有1 000多人全部由厦门市管。当时有几个方案让他们选择，一种是买断工龄，另一种是到了工龄退休，还有一些年轻的就帮他们找工作。市里面的总工会、劳动局做过好几次协调，专门为福达下岗职工再就业召开了几次招聘会。那么，这些人待业之后，谁给他们付工资？柯达在合资谈判中已经支付了一笔安置职工的费用。应该说，职工们拿到了相当优厚的补偿金。以至于在分流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当时有一个酒店看护空调的工作空缺，协调小组的人希望分流的职工去干，但没有人去，因为以柯达的安置费用计算，比酒店这个工作的月收入要高。这让协调小组的成员很是为难，但又无可奈何。
但钱不是惟一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像福达厂原来的工人，一大批都是在生产线，40多岁，文化大概就是初中毕业，技能单一，而这个行业很特别，分工也很细，让他们只会做黑白胶卷，而且又只是某一道工序……这使重新安置的工作很不顺利。
协调小组必须很细致、实在地工作，才能解决分流人员的难题。
同样的故事也在汕头发生。汕头市政府里派了一个工作组，与柯达一起把公元厂的职工分流。1 500人的厂分流成几个部分，一部分500人与公元彩色胶卷厂完整地分到柯达，另一部分500人留在新的公元厂。其他一部分或提前退休，或补偿离职，拿到柯达的补偿金。
4月的无锡，阳光明媚，金黄的油菜花无边无际地蔓延在江南大地，让这江南的春天，完全被浓浓的黄色浸透了。
原无锡阿尔梅厂应聘柯达职位的员工，先后走进了柯达招聘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只见柯达无锡总经理豪治坐在正中，面前是一叠厚厚的材料和档案，旁边是刚刚加盟柯达的人事主管，还有几位柯达的专家。豪治留着络腮胡子，一双眼睛透着冷静的光芒，他尽力显得随意一些，但不由自主地，略显严肃的表情会浮在脸上。再加上旁边几位考官，似乎一下子就有了某种威严。本来在报名参加考试时，大部分人就有些紧张。现在，第一次面试，一看这个架势，人们的心就嘣嘣地跳了起来。豪治又用英语发问，再翻译成汉语。结果，他们回答起问题来有些结结巴巴，有些问题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这些人一回忆，豪治他们也没有问什么难得不得了的问题。整个面试过程的问题，只是表明柯达并不是一个只注意学历，不注重个人能力、个人经验的公司，而是要看你能否适应自己的岗位。但很多人面试的整个感觉很不好，觉得没什么戏了。
豪治看着他们笨拙地回答问题，有时候都忍不住想笑，但想到这些在外企司空见惯的面试，对于这些国企的人们确实就是一道难题。说实话，他们的笨拙至少比那些言过其实、夸夸其谈的老油子要可爱，他们还不明白怎么推销自己。
豪治要从原阿尔梅厂1 400人中选择出柯达无锡所需要的员工。但在无锡，最大的问题是员工们对进合资企业有恐惧感。几十年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在普通人心目中，那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企业是可怕的，听说那里是严格按照时间表工作，不讲什么人情，关键是自由聘用，老板让走人就得走人，没有什么保障……总之，“资本主义”的东西冷酷又辛苦。人们之间互相流传的这些信息，让气氛更显得紧张。再加上在与柯达合资前阿尔梅的日子表面上看还过得去，对于与柯达彻底合资，工人们的心态并不理解。
所以，对于进入柯达的合资企业，工人心里想：“我为什么要进去?如果一旦里面不好，谁来负责？”
但豪治这些柯达经理人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心情。正是考虑到当时这个现实，成立了一个由柯达和阿尔梅共同组建的过渡期委员会，对员工招聘、资产分离等负责。柯达无锡的总经理豪治、阿尔梅总经理、阿尔梅党委书记都在其中，这个委员会维持了一年，一周开一次会协商解决问题，直到柯达新建工厂完成。
怎么样让员工进入柯达的合资企业？当时，在阿尔梅采取了一个措施，要求所有员工都报名参加柯达的招聘。如果不报名，国企公司重组也不会优先考虑。对于进入合资企业后的工龄问题，柯达要给予承认。总经理豪治听从了过渡期委员会的意见，对以前的方案做了调整。后来，员工放心地进了合资企业。
这样，柯达分期分批地招聘，在阿尔梅原有职工中招聘了五六次，半年多时间把530人招聘到位，原计划是670人，对100多人做了经济补偿。在柯达建立合资企业的同时，原阿尔梅厂进行了重组。原阿尔梅厂1 400多人，剩下的留在了阿尔梅。
国有企业的员工经过这一次洗礼，仿佛经历了一次地震。
而在上海，全行业大谈判结束后，依据“98协议”，上海感光厂获得了2 100万美金的柯达补偿，上海轻工控股集团托管了这家工厂。海鸥照相机厂的总经理刘立喜去收拾这个局面。刘立喜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海鸥照相与感光是一个行业。柯达这笔补偿费用比较大，不仅可以用于感光调整，也能用于海鸥。轻工控股是这样安排的。
我们进驻后，讲柯达进来的意义，开职工代表大会，通报情况，但你根本没有办法说话。职工吵闹、阻拦，有的把脚翘到桌上。我们坐轿车来厂里，被职工中途拦住说：下来，你们坐什么轿车？！干部和党员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我在会上第一个就讲，我是买好保险来的。但我相信没有人打死我，充其量打伤我。我是服从组织安排。这是重大战略决策之后的工作。
当时，还有1 000~2 000名工人。经过切实的方案，柯达的补偿金转变为职工安置行动。当时的上海感光厂职工，按工龄计算个人最高的拿到了7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