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海南在柯达澳大利亚厂学习时，感受到了陈和强在富士的那种震动。他的一些同伴远赴美国罗切斯特，而他在澳大利亚的柯达厂一直学习了半年。柯达的东西深深触动了张海南，让他以新的目光看待自己所在的企业。
1984年，张海南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进入厦门福达厂时，刚好赶上引进柯达彩色胶卷生产线的项目。这在当时的厦门是一个大项目，一批年轻的大学生被分配进福达。年轻人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一个大工程，我们现在好好学，将来一起把这个工程掌握了，这里就是世界最好的胶卷公司之一。”当时福达的人们就有这么一个朴素的梦想。福达厂要选拔30多个人，送到柯达全球的公司去学习技术，张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这一批人从柯达学习回来后，立即开始培训下面的工人。几十个柯达的专家从美国赶到福达现场工作，张海南他们与柯达专家一起安装、调试、验收、试车，对柯达的工作方式、观念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激发了福达人的抱负，“要代表感光行业的一种梦想，要一流”，福达的心情代表了所有引进项目的心情。
但所有的人，无论是从日本回到公元厂的陈和强，还是从澳大利亚回到厦门的张海南，都不会想到，前面一场巨大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们。当组建一流企业的梦想被残酷的企业危机吞噬时，他们不得不走上谈判桌，依靠一场前所未有的合资大谈判，来解救命运。
如果说，最终陷入失败的中国胶卷工业的“洋务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沉淀下来这样一批人才。柯达组建合资企业时，获得了这个果实。
但是，为什么进入柯达？
“因为，很想进去看看伊士曼柯达到底是什么！” 李春娣当时是无锡阿尔梅的一个中层干部，在与无锡石化局领导讨论自己的去留时，情绪有些激动，“如果面试不成功，我不后悔，就是做一线操作工也干。我就是想看看到底什么是伊士曼！”
这位一眼望去精明强干的女士为什么这么冲动？一个埋藏了很久的秘密是，当年在上海化工学院悬挂的大横幅：超越伊士曼！
当1975年李能站在这幅巨大的横幅下时，她刚从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进入上海化工学院，学习感光专业。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前，她其实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这和拍照片有关系。
从那一天起李春娣才明白，伊士曼柯达是全球胶卷工业的领头羊，乔治·伊士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创始人。而中国人要有志气，要发展自己的胶卷工业。老师们常常要传诵郭沫若写的一句话：中国如果能够制造胶卷就相当于自己能够造火箭。
如同当年无数胸怀梦想的中国人那样，李把英文版的感光教科书翻出来，查着英汉词典，学习乳剂制造原理等等，3年学习了很多东西。但老师说与世界水平差距还很大。“这个梦一直埋藏在心里。立志要出一份力。”李后来被分配到无锡电影胶片厂，原阿尔梅厂的前身。
李春娣的梦想在1989年有了一次释放的机会。她参与了从阿克发引进黑白涂布线的项目。尽管，她并没有到比利时受过阿克发的培训，但李被调到引进阿克发设备的分厂，成为分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怎么样把这条阿克发先进的生产线更好地使用起来。
李春娣他们创立了“阿尔梅模式”：打破传统大锅饭，定岗位，定技能，拿岗位工资，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但定岗必然有人离岗，那时国企还没有大批员工离岗的现象。面临失去工作的危机，对员工震动很大。现在看来都不是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但当时的普通工人就受不了，纷纷向李志成（当时阿尔梅的党委书记）抱怨李春娣的不对，这时候，李志成和公司经营集团支持了她的工作。
但这样修修补补的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国企追赶伊士曼，她觉得真是太漫长。20多年过去了，伊士曼不仅越赶越远，现在，连企业都被柯达“合资”了。柯达就在眼前了，她一定为自己寻求一个解脱，一定要进去看看，到底什么是伊士曼？！李春娣选择了参加柯达面试，但这有些风险。不知道面试之后，柯达是否选择她？
总经理豪治主持了对她的面试。他的问题相当仔细。当李春娣说起当年上海化工学院“超越伊士曼”的大标语时，豪治在异常惊讶之余，竟然频频点头，似乎有些理解中国人当年的心情。他说，他希望寻找符合柯达价值观，但又能结合中国国情的人。李春娣就这样进入了柯达。
这位女士的想法，几乎代表了这一批人的内心感受。在进入柯达，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同时，内心也郁结着一种不服气和好奇的心态，这形成了一种冲动，想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柯达！ 但这些人内心还是有些不安，因为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跨国公司的环境。
叶莺这些柯达中国的领导层也相当明白，这是一批背景和传统完全不同的经理人，如何让他们融入柯达的传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进入合资企业，只是一个职业上的选择，而要赢得他们的心，就绝对是一场攻心之战。
未来还会有什么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