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里克·弗洛姆（1900－1980，德国出生的精神分析学家。）在他的著作和工作中观察到，自我异化基本上是我们适应人类个性市场，即将我们出售给他人的这一倾向的产物。
他说：“今天，我们遇到了行为像自动装置那样的个人，他不认识或不理解自己，他只认识他应当成为的那个人，而那个人毫无意义的喋喋不休代替了交流语言，人造微笑代替了真正的欢笑，麻木的绝望感代替了真正的痛苦。”
积极的个性特征虽然对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但只属于次要的人格高尚。在人格之前谈论个性无异于无根长叶。
如果我们坚持运用个性技巧来增加我们的社会互动，我们就可能动摇关键的人格基础。这就是说没有根就得不到果实。在公众中取得胜利之前必须取得个人胜利。自制和自律是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如果我们运用人性影响策略促使他人做我们想做的事，这有可能取得短暂的成功，但长此下去，我们的口是心非和虚伪一定导致不信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看成是存心不良。即使我们的言辞、风格甚至目的都是“正确”的，但没有信任就不能成就伟业或长久的成功。专注于技巧就好像仓促应考，你有时也能勉强及格甚至得高考分，但如果你不愿付出代价，天长日久你终将不能真正掌握所学的功课。你在农场搞“仓促应考”那一套，比如春不下种、夏季贪玩、只等秋季拼命行吗？不行，因为农场是一个自然体系，你必须付出代价，遵守自然规则。种瓜得瓜，没有捷径可走。
农业法则也适应于长期的人类关系。在社会或知识系统中，如果你知道怎样“做游戏”，你也许能混个及格；凭借魅力你也许能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用威胁你也许能取得胜利。但次要的人格特征在长久关系中没有永久的价值。如果没有纯正的品格和基本的人格力量，一个人的真正动机终将暴露，人际关系也将倒塌。
许多获得次要成就的人，即拥有社会地位、职位、名誉、财富和才干的人，缺少高尚的品格。从他们与他人的长远关系中，与业务伙伴、配偶、朋友或子女的关系中，这种缺失表现得十分明显。人格在交流中最富雄辩力量，正如爱默生所言，“你的高声喊叫如雷贯耳，但我没有听见你在说什么。”
诚然，具有人格力量的人也许缺少交流技巧，这无疑也会影响他们与他人关系的质量。但归根结底，我们的为人在交往中的力量大于我们所说或做的。
我们怎样看自己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但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而且影响到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实际上，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他人，我们就不会懂得他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世界。因为如此，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动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而且还认为自己十分客观。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来自社会镜子，即我们周围的人的看法、观念和模式，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像是狂欢节上的哈哈镜照出来的样子，具体的数据脱节，也不合比例：
“你从来不准时。”
“你为什么不能保持条理？”
“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不懂呢？”
这样的说法常常是投影而不是反映，投射出的是这些人的关切和他们的人格弱点，而不是我们的准确反映。
如果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定义主要来自社会镜子，他就有可能混淆镜子里的映像和他的自我，他甚至会开始相信和接受镜子里的映像，甚至拒绝有关他自己的其他更正面的看法，除非这些看法包含他已经接受的歪曲。
我多次进行过一个小小的实验。我让人列举他人关于他们的一些看法，然后跟他们的自我看法相比较。半数以上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自我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镜子。这是一个缓慢、渐进和不知不觉的过程，这会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一生，除非以后的情况有了变化。
受到毒害的自我印象有一种解毒剂，那就是另一个人对你的价值和潜力的肯定。在音乐剧《梦幻骑士之歌》中，唐·吉诃德通过经常地和无条件地肯定的方式，慢慢地改变了妓女艾东莎的自我看法。当她开始不同地看待自己时，她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唐吉诃德甚至给艾东莎起了新名字——达辛妮亚，以提醒她不忘自己的新身份和潜力。
要肯定一个人的价值和潜力，你可能需要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待他，并根据他的潜力而不是他的表现去对待他。歌德是这样说：
以现时的他去对待他，他将仍是现时的他，以他能够和应当成为的人去对待他，他就成为他能够和应当成的那种人。
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条件地信任他，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尊重他和有条件地信任他。
有人说，在喜欢他人之前，你得先喜欢自己。不错，但如果你不了解自己，不能把握自己和克制自己，你就很难喜欢自己，即使喜欢也只是表面而已。
真正的自尊来自自我把握、真正的独立和与他人互相依存的双赢关系。如果我们的意图、言谈和行动源于人类关系技巧（个性规范），而不是我们的内核（人格规范），他人就会觉出不安全和伪善，我们因此不能与他人建立有效的双赢关系。
建立任何关系的起始之地应当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在我们的影响圈子之内即我们的人格。如果我们成了独立的人，即积极主动、以原则为核心、价值观驱动以及有能力围绕优先事项组织和实施生活的那种人，我们就可选择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与他人建立丰富、持久和建设性的关系。
急性和慢性痛苦
虽然与他人的关系为增加生产能力、服务、贡献、成长和学识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这种关系亦可能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挫折——这是一种急性痛苦，因此我们感受至深。
由于我们的生活缺少目标、指导和管理，我们可能多年生活在慢性痛苦之中。我们会感到莫名的不安和不适，偶尔会采取缓解痛苦的步骤，但因为这种痛苦是慢性的，我们也就变得慢慢适应了，渐渐地学会了与痛苦相伴。
但是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会很快地感受痛苦，因为这是一种剧烈的急性痛苦，我们忍受不了。于是我们就用急救的办法——用个性粘胶剂来对付症状。我们不懂得这种急性痛苦其实是一种深度的、慢性痛苦的外在表现，除非从治标转向治本，我们的努力只能适得其反，即加重慢性痛苦。
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深刻的话：“完全献身于一个人比拯救大众而辛勤工作要更为高尚。”
换言之，为了千百万人的事业，为了看得见的项目，我可以每天工作八、十甚至十二小时、每周工作五天、六天或七天，但我仍不能与我的配偶、孩子和同事建立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重建这样一种关系，要比继续为众人的事业投入这么多时间，需要更高尚的人格——谦卑、勇气和力量。
组织中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源于高层不和，如公司的两个合作伙伴之间、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之间、总裁与常务副总裁之间关系不好。面对和解决这样的问题，比起为许多人或看得见的项目而辛勤工作，需要更高尚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