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知识权力”的力量
如果说政界、商界算是一个国家的实体性权力的话，那么从1880年开始由“骷髅会”会员建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美国心理学学会和美国经济学学会，则基本控制了美国国家主导思想的论述，如果再算上对美国媒体的控制的话，几乎所有的“知识权力”（软性权力）都尽在“骷髅会”会员掌控之中，“知识权力”说到底是一个可以产生无限魔力并最终魔化美国乃至世界的“智力魔方”。
“骷髅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十分形象地概括出了这个号称全球民主典范的美国社会权力核心的典型本质：那些制定美国国家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完全封闭性和封建性的贵族阶层，一个保守的权力秩序捍卫组织，一个具有亚宗教性的新“骑士团”。
“知识经济”这个词已被广泛使用。“知识经济”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即财富的产生更多地源于知识进步而不是依赖劳动、资源或资金的数量或规模的扩大，更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掠夺。“知识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标志，表明知识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明显地超过了其他资源。很显然，世界上能够进入“知识经济”的国家还为数不多。实际上，知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一种更有效的政治资源。知识和政治的进一步结合会导致权力来源和运用的知识化，并由此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
权力知识化的第一个表现是权力来源的知识化。皮鞭、刀棒、导弹常常可以改变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但它们赋予的是强制性的权力。强制性的权力不仅难以维持，而且容易招致反抗。黄金、白银、钞票也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意志，但这种改变是收买来的。靠收买得来的权力代价较高，且缺少效忠。信息、观念、逻辑等导致的权力则可以称为“知识权力”。知识权力是一种非强制的权力，或曰“软权力”。它依靠引导、吸引和劝服而不是收买和胁迫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意志。就是说，在“胡萝卜”和“大棒”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东西可以带来权威、赋予权力。托夫勒说，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因为它不仅用于惩罚、奖赏、劝说，甚至用于转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随着人类的知识呈几何级数甚至爆炸性地增长，知识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正愈发显现出来。权力的知识化在世界上的发展并不平衡，但这种现象具有警示性。在有些地方，构成权力来源三要素的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权力暴力化和权力金钱化受到权力知识化的冲击。比如，简单暴力获得的权力日益难以获得承认，军事政变让位于政治谈判或民主选举。又如，知识经济的出现正在改变某些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核心——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人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或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新的权力精英。源于对知识的占有造成的不平等将与源于对暴力和财富的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一样，成为社会上权力差异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存在相互赋予关系的暴力、财富和知识之间，将出现较以往明显的暴力知识化和财富知识化的现象。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知识不仅使暴力高科技化，而且还可能使之“合理”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数以十亿、百亿的美元在电脑前随着信息聚集、转移、消散。虽然暴力和财富作为重要权力来源并没有消失，并且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其引起的权力可能因为它们的知识化更隐蔽、合理了。知识不仅导致权力的转移，还导致了权力的转化。
运用知识权力的第二个方面是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一套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如果说信息是人们赖以作出决定的“原材料”，那么价值观念就相当于“模具”。价值观念是文化的产物。过去，人们常说权力是文化的载体。不错，依靠暴力和金钱，也可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对方。但是，在知识时代，强加的价值观念应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在价值观念上征服对方，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化，将日益变成权力的载体。《洛杉矶时报》曾直言指出：美国的文化扩张就是它的对外政策，美国在把文化作为外交工具。
首先，知识权力的重要性使争夺和保护知识成为不亚于争夺和保护人口、领土等有形资源的重要国际政治斗争内容，比如，争夺人才。美国每年都从世界各地吸引约45万名高素质的学生。它不仅通过此举播撒美国文化，也利用许多毕业后留在美国的优秀人才作为补充未来知识权力的重要力量。加拿大等国也制订了鼓励技术移民的法案。前苏联解体后，其人才成为许多国家垂涎的对象。中国也制订了若干优惠政策，鼓励海外留学生学成回国。再如，保护知识产权。信息时代的到来又是不可回避的。隔绝于信息时代或没有看到权力及其运用在这个时代的变化，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