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文革”期间大学毕业，分到企业职工食堂当服务员，负责付饭付菜工作。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在“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中，这也不失为既能“填饱肚皮”，又不辛苦的“俏活”。而且简单易学，还有一定“权力”——多给少给，他手中的勺子说了算。当时的主食主要是馒头，副食则是“大菜汤”。到食堂就餐时，同样付粮票，同样花钱，买到的馒头大一点，菜汤干一些，都会暗自欢喜。但是，“十个指头有长短”，一盆馒头做得再均匀也会稍有差别，有大有小。至于大菜汤，更难保证一勺中都有同样多的菜叶。有心计的人开始讨好服务员。而怎样让大家都满意，则成了刘华钻研的课题。久而久之，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每当人们怀着期盼的目光站在付饭口前时，他总是在盛馒头盆中选来选去，选出相对大的付给来人，又总是在汤盆中捞来捞去，尽量多捞几片菜叶给来人。于是乎，不管谁来，他都如法炮制，照此办理。因此，人人满意，个个欢喜。很快他以“对工人阶级有感情”的美誉，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典型，被评为市级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并从服务员升为炊事班长、后勤组负责人。
斗转星移 , 刘华在改革开放、提拔年轻干部的大潮中已经一个“三级跳”，跃升为某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手中握有分房大权。在走后门主要集中在“孩子、房子”的年代里 , 给谁批一套新房，可谓是天大的恩惠，得到房子的人会感激涕零的。于是乎，刘华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整天应接不暇，条子雪片般从四处飞来。然而，房子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谁要给谁。否则，再多的房源也不够。但是，又不能当面回绝，回绝一个就得罪一人乃至一家。一时间，面对诸多的“条子”，有权的喜悦变成了难以用权的苦恼。
然而 , 这也难不倒“聪明”的刘华。他很快想出了新的“不得罪人”的妙法。他坚持有条必批，来者不拒，而且批示明确，绝不模棱两可。往往是“认真办理”“努力解决”“不得有误”“抓紧落实”云云。条子被其批过的老领导、老同志、老同学，满心欢喜，笑逐颜开，交口称赞，莫不被刘华的尊敬老领导，不忘旧情谊，有求必应，处事果断所感动。
然而，背地里刘华却对房产局长、房管办主任明确交待，他用三种笔批条子，批语相同，含义不同。用红蓝铅笔批的必须办，用园珠笔批的可办可不办，用钢笔批的不用办。这样最终如愿以偿的自然千恩万谢，把情记在刘华头上；没有分到住房的，也会抱怨具体办事人员，而不会迁怒于他。在这个极难驾驭的权力岗位上，靠着他的左右逢源，他结交了诸多有权势、有发展潜力的人，又没有得罪任何人，为继续升迁创造了条件。
刘华的官阶越来越高，职权越来越大 , 机谋也越来越深。在“三讲”教育中，他也拿起了“批评”的武器，对一位比他职务高的领导，他“批评”其“不爱惜身体，玩命地工作，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一位职级相同的领导，他批评其“忽视宣传舆论工作”，本来这位领导所在的地区成绩突出，经验丰富， 外面却不知道。这样既落实了“批评”的要求，又使被“批评”者非常舒坦。
他也开始爱护自己的“羽毛”，注重“形象”。比如，西服和衬衣都用一种衣料，一个颜色，一个款式的，外人看起来他的衣服很少，是“艰苦朴素”的。而实际上他的西服有几十件，都是高档服装店订制的；他的衬衣更多，都是纯棉的。
他也开始讲究生活“质量”，但绝不造成负面影响。比如 , 供他专用的车有几辆，各有各的用途。坐沙漠风暴出游，穿街入巷，舒适安全 ，警察肃然，百姓悄然；坐奥迪去开会工作，符合规定，与身份地位相符；坐桑塔纳去见老领导，“纳言慎行”之余，让他们看看，都什么年月了，本人还坐着这样的车，自然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