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的道德生活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以前从没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从开天辟地到地老天荒，都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你！
然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过着别人的生活，无论是一件玩具还是毕生职业，无论是思想还是皮鞋的颜色，我们都习惯于以别人的标准进行判断。
然而，在别人的生活是我们是找不到自己的快乐感觉的。
人以不同的方式感觉现实。即使对于同一个现实，每个人的智慧和经历不同，感觉也是不同的，更何况我们跟别人所面临的现实，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
在一次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他按照评委会给的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错误，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还是不对。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
面对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放下指挥棒，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能否坚持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害怕失分，而屈服于权威们的意见，最后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不怕失去桂冠，最终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以别人为蓝本所过的生活，就像那张故意设计过的乐谱，可是我们有几个人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它呢？有几个人曾经在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放下指挥棒大吼一声“一定是乐谱错了！”呢？
我们不能一味演奏别人设计的乐章，因为任何人在设计时，根据的只是是他对现实的感知，找到的只符合他自己的东西。
生活中的活人是这样，所有已经变成铅字的东西，以及大学里教过的一切，或者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一切，也都是如此。它们都不是基于我们的真实生活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观察者对现实的感知创造出来的。尽信书不无无书，就是这个道理。
翻开字典，每一页上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错，但却只代表了字面语义的真理，真正的含义由每个使用它的人来决定。
比如说“附近”这个词，当一个天文学家站在星系图前使用它时，它往往指的是海王星；而当一个地理学家使用它时，它往往指的是印度洋；而当几十年不见的朋友告诉我们，他就住在附近时，这个词指的是另一个城市。我们来到超市里，向售货员询问酱油在哪里，她说的附近指的是另一个货架后面。
甚至某作家召妓，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其性饥渴，也可以理解为“对底层的人文关怀”。
同样道理，人们对守信一词的理解差异之大，并不亚于天文学家和售货员对附近一词的分歧。当一个人说别人不守信的时候，这只能说明，他和那个人在守信一词上意见差别太大，无法沟通，而不能说明他比那个更守信，或者其它。
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马上会发现人们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满矛盾，有多少昨天还是信条的东西，今天却变成了可笑的谎言。
退一步讲，即使那些东西是绝对忠实地以传统和社会为基准，它们仍然不可能适合我们。因为所谓传统，就是跟不上现实变化的东西，它拘泥于过去，而不是活泼泼的生活；所谓社会，也不是精密无比并且容量无限的计算机，能够把每个人的生活分析得清清楚楚。
不管是我们身边的朋友，还是传统和社会，他们都划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把自己和别人归为两类――
我做得好，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坏！
我做得正确，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错误！
我做得道德，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不道德！
我做得诚实，不同意的话，说明你做得不诚实！
道德标准具有强烈的个体色彩。比如说，把一个人评为小人，无非是因为这个人违反了评价者的道德标准而已。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方便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划上一条线，这样他就永远在正确的一边。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人们习惯于把对手都说得一无是处，但转过头来，他的对手也同样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每个人都在划圈，制定标准。但是不管这些线条和标准有多么丰富多彩，也不管它们是打着什么幌子，任何一条线和标准都不会符合我们自己的生活。象所有的外在道德一样，这些标准都有一个必然的倾向，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我们接受它们，以便让我们的行动最符合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用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在穿上别人织出的囚衣。按它们来生活，只能无所适众。
只有让自己快乐的标准，才是真正“道德”的标准，那些严肃古板的东西，并不能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真义。所以，标准的唯一效用，应该是让我们对生活抱一种比一般人更轻松快乐的态度。
而这种标准，只能经由我们自己的手划出。
别人如何玩自己的划圈游戏，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当我们决定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时，不需要别人来帮忙，我们也不需要跟一个批评我们的人解释，因为他不会明白，也不想明白。古人说：圣人行无言之教，也许就是因为别人不会明白吧。
我们应自己建立以快乐和幸福为标准的个人道德：一切导致快乐的就是善，导致痛苦的就是恶，任何道德只有同快乐联系起来才有价值。
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带来快乐，那么它就是应该做的，反之，一件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做的。让我们快乐与否，应该成为判断一件事物好与坏的界限。
快乐的本质与获得快乐的途径没有关系，即使快乐来自于最不起眼的事物，它也是最伟大的。只有快乐的程度，才是衡量快乐的量化标准。
伊璧鸠鲁讲：“……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快乐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生活的唯一道德标准是自己，每个人的道德只能是自己所确定的，跳出外在的道德模式，不要让别人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以为他们可以为我们确定生活道德。成为为自己划圈，以自己为标准的独立自我。
鸟笼理论的困扰
我们试着挂一个漂亮的空鸟笼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一定会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把鸟笼扔掉，要么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逻辑学上的所谓鸟笼逻辑。
过程很简单，设想只要有人走进房间，看到鸟笼，就会忍不住问：“鸟呢？是不是死了？”
如果我们回答：“我从来都没有养过鸟。”
他们会接着问：“那么，你要一个鸟笼干什么？”
最后我们在这种压力下，就不得不在两个选择中二选一，因为这比通过解释让别人理解我们要容易得多。
这个试验提示了生活中这样一个真理，多数人都急于得到别人的理解，让别人认为自己十分正常。只要有一个我们比较看重的人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就会苦恼，会去讨好遇到的每一个人，企图让每一个人满意。我们会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只要有一个人对有一些怨言，就会想法去弥补。
买一只鸟并不用费多大劲，但是要使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得到理解，就是根本做不到的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取悦一些人的事，总会使另外一些人生气，等我们回头来满足这些人的时候，又会惹恼另外的人。越是想讨好别人，以避免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批评我们的人也就越多，我们也就越深地陷入做不到－自责－弥补－做不到－自责的恶性循环中。
一位画家想画出一幅人人见了都喜欢的画。
画毕，他拿到市场上去展出。画旁放了一支笔，并附上说明：每一位观赏者，如果以为此画有欠佳之笔，均可在画中着上记号。
晚上，画家取回了画，发现整个画面都涂满了记号——没有一笔一划不被指责。闷闷不乐的画家对这样的结果深感失望，对自己的信心开始动摇。
有人劝画家换一种方法去试试。于是，他又画了一张同样的画，拿到市场上展出。
这一次，他要求观赏者将其最为欣赏的妙笔标上记号。当画家再取回画时，画面又被涂遍了记号——一切曾被指责的笔划，如今都换上了赞美的标记。
人的命运比这幅画还要糟糕：不管我们做什么，总会有人跳起来，把我们抓到他们的法庭上，用他们的律条给我们定罪。
当我们微笑的时候，有人会嘲笑我们像傻瓜，没有一点正经。我们哭泣时，有人会批评我们多愁善感。如果我们独善其身，自行其是，有人会批评我们头脑不正常，行为乖僻。如果我们企图普救众生，有人会诽谤我们心术不正，有野心。
只要生活在人群里，不管我们做什么，就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是美好的东西，总有人认为是丑恶的。
耶稣曾经遭遇到这种情形。他曾经这样回答一批攻击他的人：“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是疯子；我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却说我是酒肉之徒，是恶棍和坏人的朋友！”实际上，无论是否吃喝，别人都饶不了你。问题当然不在是否吃喝，而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标准。
因此，我们只能使部分人满意。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总有50%的机会遭到批评和反对；无论我们怎样优秀，总会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喜欢；无论我们做什么尝试，总会有50%失败的可能。
如果遇到一个不喜欢我们的人，这只是意味着遇到了不支持我们的50%的人中的一个，仅此而已。
有这样一段话，曾经挂在两面著名的墙上，一面墙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另一面在邱吉尔的书房。这段话是这样讲的：
假如我要读一遍针对我的各种指责，更不要说逐一答复，我这个店就得关门，并把其它所有顾客拒之门外。我尽我所知而做，尽我所能而做，我决心一直这样做到底。如果事实最后证明我是正确的，那些反对不攻自破，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即使有十个天使同时发誓说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是谁说的？伟大而成功的林肯！
真正的快乐者不需要对手，也不会希望，不会争论，不会声张，不需要任何人的信任和保证。他们会把上面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威胁，不让它对自己发生影响，而是充分信任自己的信念。
避免所有批评的唯一方法，就是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因为反正有人不喜欢我们，反正是会受到批评的，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只为自己活着，不去做取悦所有人的傻事，是让自己快乐起来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