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不仅仅是一句诗，还是人在社会上生存发展的一句真理｡我们用这句真理开始对术的分析｡
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曾周游世界｡
有一次，他来到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们没有衣服穿，住山洞或在树上搭一个窝，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达尔文在那里住了几天，惊奇地发现，这个部落还保留着十分残酷的习惯:在冬天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把婴儿或小孩都杀死吃掉，并将老年的妇女赶到深山里，让她们自然饿死或是被野兽吃掉｡
达尔文通过向导问首领为什么要这样做｡首领告诉他们，妇女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生下的孩子有两种用途，一是留下来长大后和大家一起摘果子捕野兽，一是在缺少粮食的时候当粮食｡没有粮食我们不吃小孩吃什么呢?妇女老了不能生育了，留她们有什么用呢?我们不吃掉她们已经很宽容了｡
达尔文觉得这太残忍了，决心改造这个落后的原始部落｡他花钱买下了这部落的一个男婴，带回了英国，起名叫“达尔文之子”｡达尔文用现代都市的教育方式，让他成为了一个现代的文明人｡
达尔文之子已满20岁了，达尔文通过熟人，把他带回了他的部落｡
一年后，达尔文旧地重游，想看看那个原始部落是不是在现代文明青年达尔文之子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可是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精心培养的非洲青年｡
他问部落首领:“我带走的男孩回来了吗?”
首领回答:“回来了｡”
达尔文又问:“他现在哪里?”
首领回答:“我们把他吃了｡”
达尔文大吃一惊:“那么好的一个青年，为什么吃了?”
“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我们留下他有什么用?”
达尔文无话可说｡他终于认识到，每个人都应当适应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否则，即使他再聪明，文明程度再高，也终将被淘汰｡
不久，达尔文创立了他著名的适者生存的学说｡
生存竞争是生物过剩的繁殖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的必然结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经被公认为颠扑不破的规则，可是适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铁板烧博士说――
要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动物界里，活下来都是最凶猛最狡猾，因而也最能适应环境｡死去的则是最善良最温柔，因而也是最不能适应环境的｡
一只鹿到河边饮水，狼突然从草丛里跳起来，抓住了它｡鹿喊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也没有得罪过你什么，你为什么要吃我?”
狼笑着回答:“你的罪过，就是认为我会给你讲道德｡”
狼没有违反动物界弱肉强食的道德律｡狼遇见了虎，也只是撒腿而逃，如果不幸没有跑掉，它不会去道德法庭抱怨｡这种吃与被吃，都是遵循着生物链上的生存规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在人的社会里，文明的发展或许消除这种残酷，但基本规则没有变:处于食物链中的同一环的生物可能要竞争相同的食物和生存空间，所吃的食物､所生存的空间越相似，竞争也就越激烈;竞争最激烈的是在同一种生物内部，因为它们的食物和生存空间完全相同｡
因此，生命就是一场无穷无尽的竞争，自从我们出生那天起，就选择了进入充满竞争的战场｡竞争就意味着淘汰｡
在中国历史上，有鬼谷子那样的大师，有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唱双簧戏的游士，《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三国演义》这样的传世名著，无不是教我们如何应对残酷的斗争｡况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伟业也不是谦谦君子所能办到的｡
按照道德的要求，人应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名利于我如浮云，并把这当作一种美德｡认为只要精神生活充实丰富，一切物质利益便可随之而来，礼义甚至到了可以取代一切的程度｡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成为一个永恒的戒条｡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个能让所有人坦诚相见的时代，太多的虚伪欺骗，把我们生活的空间变成一个个“阴谋剧场”，任何人凭自己的道德是活不下去的｡
《国画》的作者王跃文在后记中说:“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理想似乎永远是在彼岸，而此岸充斥着虚伪､不公､欺骗､暴虐､痛苦等等｡”
这确实让人扼腕痛心｡但扼腕归扼腕，痛心归痛心，但我们不能自抹脖子了事，得面对现实:淘汰的标准不是道德，而是实力，因而生存下来的不是那些集中了人类最优秀品质最高尚的人，而是最早突破道德的束缚，从而具备了强大竞争优势的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夫子游历列国，被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几乎弹尽粮绝｡
他的弟子子路性子很急，看到这种情景就很不服气，去见孔子说:“从前老是听先生说，为人只要多做好事，上天一定会用幸福来报答我们｡仁义道德的事先生已经做了好久了，影响深远，天下闻名，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呢?”
孔子回答说:“子路，这你就不明白了｡你小子过来，让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义的人都必定会有人相信吗?如果真是这样，伯夷和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你以为智能的人就部会被任用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了;你认为忠实的人都会得到回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桀的忠臣关龙逢就不会被斩首了;你以为是忠告就一定会有人听吗?如果真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被吴王杀害了｡因此说，贤者能不能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是个时间问题;贤明不贤明，是个人的才能问题｡学识渊博又有深谋远虑的君子，因没有机遇而被终生埋没的太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这也正好证明了哈耶克的看法，历史的演进，经常不是由高尚的激情与道德勇气所决定的｡
用那些有道德洁癖的人的批判来说:最坏者生存!
然而如果从“最坏”的成功者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却能帮助我们看到另一种真相:打出道德的旗帜痛贬别人，正说明它只是无能的竞争者的托辞，成了那些失败的竞争者的遮羞布｡
可以说，在人类的竞争中，过分老实就是愚蠢，绝对难以成功｡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不是邪恶的，但却是无情而超然的｡
可以说，一部人类史就是“最坏者生存”的历史，要想不被淘汰，就只有“变坏”一点｡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道德难题，但却是铮铮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