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楚国人乘船过汉江，不小心把身边带的佩剑掉到了水里，便急忙在船舷上用刀子刻下一个记号，自言自语地说:“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可是现在水太深了，我要等到岸边水浅了以后再捞｡”
船靠岸停稳后，这个人顺着船沿上刻的记号，下水打捞自己的佩剑，可是捞了半天，什么也没捞上来｡
他看着船沿儿上的记号，感到很奇怪，便自言自语地说:“剑明明是从这掉下去的，为什么却捞不到呢?”
前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到经验教训，就像楚国人刻在船舷上的记号，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到的，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如果形势和任务变了，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照着船舷上的记号去找剑，是很可笑的，不仅与时代和面临的现实脱节，再深的记号，再好的经验，也会是劳而无功，白忙一场｡
聪明的人做事，既不一味法古，也不会贪图一时的便宜｡而是因时变法，追求实效，跟上时代｡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于是召集大臣一起商议，结果发生了一场精彩的辨论赛｡
卫鞅开宗明义地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
孝公说:“很好!”
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
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
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
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商鞅所说的这些道理，不仅是对富国强兵的阐述，也是对个人建功立业很好的建议｡
铁板烧博士指出――
如果死抱住以往的经验和教条不放，固守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社会大潮之外，这样只能落伍，直至被淘汰，哪里还能与世沈浮，顺应时代变化，追求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呢?
一个人没有必要画地为牢，而必须顺应时代，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