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背祸
万明坚出生于四川宜宾山区，他性格中存有“袍哥”文化的深刻影响，行事作风狂傲、硬朗。1994年万明坚加盟TCL，起初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个狂热于研发的工学博士。1999年，万明坚获得李东生的批准，开始了其自立门户，带领TCL移动迈入手机行业。他的崛起速度令人惊讶。2001年，TCL手机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2003年则达到82亿元，晋身国内手机市场前5名、国产手机前两名，连续4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长，万明坚由此和波导总裁徐立华一起，成为国产手机的领军性人物，更被尊称为“手机教父”。万本人在2002年荣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2003年获得中青联评选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万明坚还是一个商业理论家，他撰写的《系统战必胜》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底的新书发布会开到了人民大会堂，一大批部级官员和一流学者到场。让这样一位明星人物去职，李东生一定经过了慎重而痛苦的抉择。万明坚辞职的消息一经公布，网上当天的评论就有1000条之多，各路媒体更是一路狂追，万明坚还因此获得2004年十大落榜经理人，TCL也一时成为“一山不容二虎”或“功高震主”公司政治的新典型。
而李东生对万明坚的辞职显得很平静：“今年市场竞争加剧，原来成功的那些因素在新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能成功。这就需要调整。”“万明坚申请辞职的主要原因，一是他身体不好，另一个原因是经营业绩下滑。”
李东生的话确有数据支撑。2004年12月21日，TCL通讯控股发布预亏公告，表明200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表现远较预期疲弱。2004年前三季度，TCL通讯控股销售收入同比锐减16亿元，净利润同比下滑50.4%。2004年10月，TCL通讯控股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后，迄今还没有一个准确定位，几近裹足不前。在收购阿尔卡特后，TCL手机员工的不满情绪开始膨胀，由于融合进度缓慢，合资公司的销售情况不见增长，TCL不仅要填补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每月几千万人民币的亏损，而且TCL移动的员工开始普遍降薪。TCL移动的营销及研发人员开始流失。
万明坚解职到底是公司政治的牺牲品还是绩效说话？
成功害人
万明坚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力主收购阿尔卡特，想与收购汤姆逊一样，形成TCL的第二个发展里程碑。这桩看似完美的婚姻实际上可能乏善可陈，TCL并没有拿到3G技术，因为阿尔卡特的3G技术基本掌握在另一家合资公司富士通阿尔卡特手里。本来一个公司一年整合一家跨国公司是件很难的事了，可是TCL却要整合两家，因此难上加难。李东生没法对万明坚说不字，因为他太成功了！TCL既然给了彩电板块这样的政策，就不得不接受移动板块的收购计划。“可惜还缺赌资，否则我敢大赌。”万明坚时常袒露自己的野心。经理人有太多的抱负和野心，从来也不是一件好事。一旦在一个位置上呆着，就想把这个平台变大。一切由此而生，而不深问理性。经理人可以享受大赌的名利回报，却不会承担大赌的财务风险。李东生和董事会牵肠挂肚，提出一系列建议，却常常不被理睬。
一位太过聪明的CEO对一个大公司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万明坚太能了，以至于在第一瞬间就会看出别人的荒唐和不经济。他把制片、导演、主演、配角揽于一身，不给他人留出空间。在这样的强势下，技术副总裁叶飞不得不离开，TCL营销干将黄万权只能到国外学学外语。万明坚是TCL移动董事长和CEO，兼任TCL－阿尔卡特CEO。他还是创意总监，因为他创造过带珠宝的手机曾经大获成功，于是他随便就能否决彩屏的动议；他是营销总监，因为他对分销商有影响力，曾创造过分销商夹道欢迎高喊“万明坚万岁！”的奇迹；他是商业理论家，新写的书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企业的难题。李东生曾多次与万明坚商谈救赎方法，在TCL董事会开出的药方中，对万明坚的用人、营销体系等提出了诸多建议，但是“非专业”的管理建议万明坚根本就不感兴趣。
万明坚已经陶醉在自己思想的辉煌之中了。2004年6月在记者采访时，曾经踌躇满志地说过“我不出思想，谁出思想！”“我不出思想，这个企业还不完了！”出思想可以，只要不把自己的思想置于现实之上。万明坚提出使中国制造智慧化，坚持自主研发的道路，只是醉心于庞大的队伍和大型研发机构，于是有了对阿尔卡特研发垂涎三尺，全然不顾当今技术情势的发展。而国内其他手机厂商的研发和采购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海外有什么好的机型就去买，就去引进。巨头微软和思科，对新思想、新技术有着极强的商业敏锐和资本手段去迅速商用化，没有技术权威，却能靠技术奠定市场地位。他们能把公司办成一个开放式的平台，把所有的散兵游勇、那些学生、那些十几岁的孩子、那些无所顾忌的愤青，都能通过资本市场组建成一个造梦的平台，许多跃动思维、鲜活的思想都会接踵而至。尤其是现在端到端联系的普及，这种开放式的平台对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尤为重要。
李东生力破中国公司顽疾：不以绩效论赏罚
业绩不好被撤职，本来是现代公司的一条起码准则。但是在中国，一个稍有点名声的能人走了，公司和老板就要背负许多骂名。纯粹的家族企业还好说，有家长一个人负全责，公司的命运始终是他考虑问题的基点。可是在国营公司或者公众公司，董事长可能只持有很少的股份，他的权利和利益不是来自股票分红，而是来自对公司运营的控制。而控制权力则更多来自在业界的名声。中国公司政治把个人声望、权威、利益通过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故此，当权者在进行公司取舍的选择中，往往不是从公司大局出发，而是从个人声望与利益的经营出发思考问题。
看来，李东生是个习惯于吃螃蟹的人。他个人已经与TCL紧紧地绑在了一起，TCL经营的起伏动荡，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身价（持股占9%）。股市涨落对他的影响都是数以百万计。巨大的利益让他对TCL通讯的经营不能等闲视之。
李东生欣赏沃伦·巴菲特的管理方式，一直醉心于寻找最合适的人到球场上击出最漂亮的球。他从来不到场上去指手画脚，却始终在台下仔细观察，会不停歇地在球场休息时向球员们报告他的观察结论和建议。你可以不按他的来，只要你能成功。但是，若你既不成功，又不听人意见，他就会以客户和市场的名义对你动手了。李东生给了万明坚一个非常开阔的经营平台，从来不干涉万的人、财、物调配。他胸怀比较博大，能够包容下万明坚那狂傲的性格，只要那种性格能够带来发展。
李东生是通过起伏不平的路冲杀过来的。一路上他领略了各种各样的智慧，而一种大道无形的修为，更把这些智慧修炼成极为精专的商业敏锐。他是这样诠释TCL移动的业绩下滑：“我觉得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我们自身管理失误的因素”。“TCL移动业务缺乏系统性。应对市场当期变化而做出的快速反应较多，没有基于对整个业务持续发展的成熟研究和考虑，制定出一个系统的体系。”看来缺什么喊什么是通理。《系统战必胜》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万明坚在行动中缺乏的正是系统性。思想多了，也就具备了一种排斥异端思维的框框，因为太多的理性与逻辑，扼杀了现实所要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与系统性。万明坚用个人思想与行动的反差，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颠覆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