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起点都有危险，只能跳起脚来再找落点
法国科学家约翰·法伯做过一个“毛毛虫实验”。他实验的毛毛虫有一种“跟随”习性，后面的毛毛虫总是盲目地跟随前面的毛毛虫爬行。
实验时，他把若干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到6英寸的地方，撒上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
毛毛虫开始一个跟一个、绕着花盆一圈又一圈地爬行。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坚韧地、一个跟着一个地转圈。一连7天7夜，终因饥饿和筋疲力尽而全部死去。这其中，只要有一只毛毛虫稍稍与众不同，便立刻会将所有转圈的毛毛虫带出死亡的圈圈，吃上美味的松针，可没有一只毛毛虫能够另辟蹊径。
吴士宏是个自卑的孩子。她刚出生父母就离了婚，家庭的残缺，在她的心灵里留下了极大阴影。还有一个原因，家里人都说她不漂亮，这很让她在意，她觉得漂亮对女孩很重要。
但吴士宏的自卑是以骄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要有比别人强的地方。比如聪明。她在学校一点也不用功，回到家里才学习。让别人看看，吴士宏就是聪明，不学习也考第一。为了强化效果，她还要第一个交卷。除了聪明，淘气淘得特别，也是让她骄傲的理由。她与男孩子玩也要当孩子王，带他们从一家房顶跑到另一家房顶，一直从自家的房上跑到邻居家的房上。
即使在吴士宏的不惑之年，她依然对“最”、“第一”、“第一个”情有独钟。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吴士宏的骄傲。爸爸和妈妈被分别关了起来，吴士宏一下子从“最聪明的小同学”变成了黑崽子。她变得胆小，再不想出风头，不爱和人讲话，讲话时习惯回避别人的眼睛。
虽然初三成绩很好，但是她不能上高中，因为她有着那样的家庭背景。本来应该上山下乡插队，可老师心疼她，为她办了“因病留城”，又为她谋得街道医院护士这个当时最好的工作。那时，她还不到16岁。
20岁前后的4年里，她得了莫名其妙的病，不能确诊，报了3次病危。1983年，莫名其妙地病就好了。本来就觉得自己不漂亮的吴士宏整个变了样：激素让她的脸成了“满月脸”，头发掉光了，野性和梦被磨掉了，自卑却猛长了。
死过一回的她，对生命的态度变了，每天都要为医院里不相识的人的病痛流泪。连续的、无休止的精神折磨，让她无法承受，她必须离开。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不很高尚，工资太少了。脚大了，鞋小了，但是她每天都必须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穿小鞋，因为她买不起新的。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文凭社会，几乎所有说得过去的地方都要“大专以上文凭”。要改变生活，第一件事就是拿到文凭。
自学考试一年两次，她打算赶上所有可能的最早考期。把时间和科目研究仔细后，她确信要拿下文凭，一年半是最快的了。她又开始研究开发每一天的时间，精确到分钟：除了吃饭、睡觉、必要的工作，就是学习。为了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一年半里，她上了一半的夜班。开始时，学习仅仅是为了考试，但慢慢地自己真的学出了味道，语文让她感受到了中国语言的魅力，哲学让她悟出了生活的道理，政治经济学也很有意思……最大的收益是她学会了制定目标、专注、自觉自律。
一门门的课程居然全部按计划通过了。到1985年3月，只剩最后一门英语口语考试了，文凭近在咫尺。下一步目标是：换一个“好”工作。
1985年3月底的一天，吴士宏看到一则广告：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招聘英、日、德各语种人才，将外派到驻北京的各外国商社，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吴士宏第一次听说北京还有外国商社，这让她感到兴奋，不妨做个求职训练吧。随手拿了一张处方纸，写了求职信。信中有以下内容：“由于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考期的缘故，我要到×月后方能参加英语口试并得到英语专科大专同等学历文凭，特申请报名参加贵公司招聘考试，望能予以破例考虑，文凭后补。随信附上照片一张，如贵公司对本人申请不予考虑，望赐还照片为感。”然后，从工作证上撕下她惟一的正式照片，用酒精擦掉上面的痕迹，就连同信一起寄了出去。
一个月后，她接到了应聘考试通知。人们不得不佩服吴士宏的勇气，不具备条件也敢推销自己。换一个人，也许只是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命不好。
英语笔试很难，但还是过了。等接到了口试通知，她急得头发都快白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英语口语练习，只是曾经跟着收音机朗读过。吴士宏又是一番找报纸查广告，报了一个业余导游英语培训班，还做了三天见习导游。
去外企服务公司考口语，顺利通过。最后考官又吓了她一跳：“你会打字吗？”吴士宏连打字机也没见过。她看了一眼房间里并没有类似打字机的东西，就问考官今天是否考？考官说不考。她就尽力不动声色地说会。考完后，她一边冲出房间，一边安慰自己说：“我马上就学，应该不算撒谎吧？”回去借200块钱买了一台打字机，每天都拼命地练，两个星期，练到了专业打字技术水平。
后来得知，是她的处方纸求职信、退还照片的要求、没有文凭不符合条件，这种种与众不同引起了外企服务公司人事部的兴趣，她才得到了考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