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眼里的政治家就是记者笔下、电视镜头前的那个政治家。政治家的性格是多面而复杂的，普通大众无从了解政治家丰富而多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大众对政治家的了解主要依靠一个渠道，即新闻媒体。记者笔下、电视镜头前的政治家形象越丰富、越高大，大众眼里的政治家形象就越丰富、越高大。真实的政治家，大众永远无法知晓。
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较少与记者打交道，但却是这方面的高手。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邓小平：抽烟可以吧？华莱士：可以可以。我也抽一根行吗？（递烟动作）我也抽一根，你也抽一根，谢谢。邓小平：我这个烟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这个过滤嘴长，比烟还长。
通过这个镜头西方人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一个人性化的、人情化的邓小平——随和、风趣、幽默。邓小平这些举动虽然不是刻意的，但显然不是无意识的，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政治家，他深知自己在电视镜头前的一举一动，尤其是西方主流电视镜头前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当然，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这一切都做到了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地步。
1980年2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接受了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邓小平并不是一个随意接受记者采访的政治家，但这一次打破常规两次接受采访，他是有用意的。当时，西方盛传中国要否定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981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上全文刊登了法拉奇的采访记录，前言里她就写了一段，她说我对邓小平问了许多尖刻和不礼貌的问题，甚至是有点儿侮辱性的问题，但是邓小平没有提高语调，始终非常平静，而且有时候还要笑一笑，回答得非常坦率。比如说讲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讲到赫鲁晓夫，法拉奇就说我们都说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说在西方人家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对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我跟他打了十年的交道，说我是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采访过世界许多杰出政治家的法拉奇事后对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的施燕华说，邓小平跟她的父亲一样，她怎么说都能原谅她。她说，她对邓小平非常敬佩。
善于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现代政治家的一大特点。政治家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向，推行政治主张或辟谣，有很多种方式，有的通过正式讲话或发文，有的通过调整人事，有的通过电话直接沟通，还有就是通过媒体。尤其是其政治观点、主张不被政治盟友和敌手以及大众理解，而又不宜正式讲话、发文，或正式讲话、发文达不到效果的时候，通过媒体就成为一种最理想的选择方式。
政治家要时时意识到这一点，媒体是公众意识的代表，媒体顺应着公众，又引导着公众。
法拉奇发表在西方主流媒体上的大块文章起到了释疑解惑、以正视听的作用，起到了国内媒体起不到的作用。通过法拉奇的报道，西方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发现邓小平并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美国总统与媒体的游戏
现代总统首先是传媒总统，在美国尤其如此。在现代社会，总统与媒体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是盟友关系也是敌手关系，是鱼水关系也是油水关系。
曾几何时，人们评判最高统帅的传统标准是看他同国会的关系、同外国领袖的交往、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和平的能力，而今，同大众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成了总统能否任职成功的重要考量。总统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来搞好与媒体及受众的公共关系，而且总是会有不菲的回报。这一切在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表现得尤为充分。
政治家与媒体的关系由对立转为合作，这是白宫的“新思维”。
在美国，大众传媒有“第四权”之称，尽管已经有了三权分立的保障，但宪法制定者还是以保障新闻自由的方式使传媒成为平衡政治权力的一种有力的但却近乎无形的权力。对那些掌权者特别是总统而言，传媒就像翅膀一样，如果你走在合法且符合国家利益的道路上，又能够与传媒和谐相处，它就会伴你越飞越高，畅游权力的海洋；而如果你走向错误的方向，它就会对你施加压力，甚至使你折戟沉沙（就像尼克松那样）。
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人们注意到，那些善于与传媒打交道的政治家特别是总统们，往往都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功，过去一百年中最杰出的几位美国总统，都是与传媒打交道的高手：西奥多•罗斯福被认为是新闻帝王，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誉为“头号总编辑”，肯尼迪被视为电视明星，而里根则被举到了“伟大的传播者”的高度。往往是，新闻界和公众对他们的公认的传播技巧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至于忘掉了他们是在传播什么。
在目睹了尼克松的坠落和里根的翱翔之后，现任总统布什对传媒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尽管不具备里根和肯尼迪般的明星气质，但小布什却靠着三大法宝使媒体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他的“翅膀”。首先是他的亲民气质和道德自律，和蔼可亲、没有绯闻，使得布什与前任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是他强有力的政治团队。布什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实力派人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每个人都能制造新闻，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媒体，在如此强大的白宫面前，单个媒体和个人的力量就显得虚弱多了。
媒体主动合作是政治家们一厢情愿的事，面对强势政治，媒体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听从，像小孩子听大人的话一样，相反，它时常要找一些不利于总统的坏消息，以取悦大众和总统的政敌们。
人们清楚地记得，从乔治•华盛顿起，几乎有一个美国总统，就有一个记者跟他叫劲，而每一个总统几乎都经历过被媒体气得发疯的实例，尽管他们大都坚定地表示要护卫新闻自由。在更多的时候，新闻界扮演的是敏感而尖刻的批评家和“扒粪者”的角色。特别是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在白宫的对面出现了一个极其对立的新闻界。
用《华盛顿邮报》前总裁格林厄姆女士的话说，“越战使人们认识到政府通过巧妙的宣传，把我们和它自己引入了一场判断错误的战争”，而在“水门事件”里，政府的恶行、弥天大谎以及极力掩盖真相的行动被抓个正着。其直接后果就是记者们根本不再相信政府自己初始时的那一套解释，并假定它不真实，或肯定不是全部真相。在许多的主流媒体中，记者和编辑开始把剥离表象、暴露真相看作是他们的工作。
政治家要善于制造新闻，来吸引媒体、吸引公众，或正面吸引，或转移注意力。与那些视新闻界为麻烦甚至对手的领导人相比，里根等人要显得积极许多。他们不仅能够借助时势和自己的良好表现赢得媒体和公众的好感和支持，而且十分擅长不断制造新闻，垄断公众的注意力。即便是在面临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不利的丑闻和尴尬新闻背景下，他们也能够指挥若定地对新闻做净化处理——擦掉丑闻痕迹，去除争议，弥补漏洞，只将政府清新、光明的一面展现给公众。在面临更大的挑战时，他们会巧妙地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在新的领域赢得媒体和公众的好感和支持。这两位总统的“新思维”和巨大收获对小布什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从开始窥探总统之位开始，布什就在“有计划的人”卡尔•罗夫的策划下塑造了一个代表了美国希望的、值得信赖的政治家的形象，同时也努力使媒体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死对头，减少摩擦，寻求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