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众来说，真实的总统就是记者笔下、电视镜头里的总统，而真实的总统，公众永远无从知晓。所以美国的做法是，包装总统，包装政策。
就像里根得益于以迈克•迪弗为首的高水平的媒体操纵机器一样，布什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卡尔•罗夫的精心操作。尽管布什总统对大家把后者形容为他的“大脑”颇感难受，但他不得不承认，每一项政策，每一次政治行为，都在罗夫的授意下，布什有针对性地展开了自我包装工作。在“9•11”之后，他在硝烟未尽时跑去纽约现场凭吊死难者并安慰受害者家属；为了避免“文明的冲突”，他特意走访了华盛顿的伊斯兰中心，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没有把这看成是一场宗教战争……伊斯兰人民崇尚和平，穆斯林信仰是和平的信仰……在美国，有数百万的人信奉穆斯林，他们和我一样，也热爱我们的国家，在向国旗致敬的时候，他们和我一样坚定不移”；为了帮助共和党扩大在国会和州政府的优势，他“飞翔”于全国各地，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助威、拉票，俨然共和党“教父”的姿态；为了不厚此薄彼，他不仅经常请主流媒体的记者来白宫做客，还于2003年10月13日特别接受了5家地方媒体的专访，使这些平时难有机会报道白宫事务的地方媒体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为了不使民众产生恐慌情绪，在美国发生首例疯牛病后，他照吃牛肉不误；为了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他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为了振奋美军士气，他出人意料地飞往伊拉克，而在他离开不久，美军就抓获了萨达姆，看上去就像是他带给美军好运……就这样，布什不仅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还赢得了媒体的好感和敬畏，即便是他说了错话，做了傻事，报道出来的结果也显得十分亲切，就像他吃饼干噎了之后，媒体很快便把他母亲的忠告搬了出来，人情味十足，而公众则喜滋滋地注视着这个不平凡者的平凡表现，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了。
政治家与媒体的友好关系，不是简单的独角戏，还需要手下人的积极配合。作为有现代意识和经济头脑的领导人，布什鼓励并支持白宫的高层官员和媒体、公关人员花费大量时间与新闻界交谈，商议新闻策略，回顾他们最近在某个新闻上所做的努力。如果布什要会见记者，或发布消息，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卡尔•罗夫们都会预先推敲好措辞、帮助布什排练好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回答，以防他不按讲稿讲话，授新闻界以口实。在萨达姆被捕后，尽管布什心情非常愉快，但他的谋士和助手们还是劝说他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以使他说的每句话都有的放矢、严谨、周到。
现代社会是一个博弈社会，博弈的法则是对立则两败，合作则双赢，政治家与媒体的关系尤其如此。在《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写道：“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互相合作，并且和正在崛起的少数有思想的人合作，而不是把对方当作‘敌人’的话，他们都将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也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不仅比美国政府更能够认识到力量的局限，而且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扩大自己的利益。
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中，媒体就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用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泰德•格拉舍的话说，“新闻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新闻是有关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的东西。”处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传媒国度，美国媒体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
但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消息来源保持密切关系，依靠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保证及时、经常地给全国公众提供消息或使信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媒体有时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啦啦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就像一位政治顾问所说的，“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胜利”，无论是白宫，还是媒体，都很清楚伊拉克战争需要的不是真理，需要的是胜利，是为胜利而做出努力。
在布什政府一步步接近“倒萨”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媒体很自觉地站在了政府一边。美国电视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播报新闻、发表评论和播放对该国一些官员进行的采访，企图解释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必要性，变成了发表美国政府观点的发言人。根据菲尔公司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75%应邀参加美国电视新闻网圆桌座谈会的人都是美国现政府或前政府军方官员和政府官员，只有17%的被邀请者对白宫提出过批评。对此，美国一反战组织领导人丹尼•佩尔逊在将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进行比较后，抱怨说，时代变了，在越战期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美国领导人的错误、目的和失败；但现今，这些媒体对任何不信任政府官员的人的声音进行审查。
民众显然也受到了政府和媒体的影响。在2002年的一项调查中，42％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新闻媒体过分自由，40％的人认为，不应该允许报纸自由批评美国军方的策略和表现，他们还主张限制教授的学术自由，限制批评政府的军事政策的言论。近一半的人说，政府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应该监视宗教团体的活动，即使是侵犯宗教自由也在所不惜。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得以“茁壮成长”，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到来和善后都显得那样容易接受，无论有多少坏消息传来，布什的支持率始终难以下落到50%以下。
在萨达姆被捕后，美国媒体更是开足马力，把这件事做成了一个巨大的“圣诞蛋糕”，一位英国学者说，对于那些多年不能活捉本•拉登的美国人来说，萨达姆被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宣传噱头，尤其是他被活捉的消息。而阿根廷《号角报》甚至披露说，怎样将抓捕萨达姆的消息公布于世，这个问题是美国几个月来精心研究的一项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就是要彻底消除人们对其真实性的疑问。用参与策划的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公关联络部主任加里•撒切尔的话说，播放的电视画面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我们不想展示萨达姆的英雄形象”。与此同时，美国还希望从中展示美国的人道和公平，展示美国人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从容和自信。结果无疑是双赢的，政府达到了目的，媒体赢得了眼球，而成功的“经验”无疑会鼓舞双方继续合作下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