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向领导部门反映情况相要挟。他们预先了解你的不正当行为之后，便以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进行要挟。2004年5月6日晚，山西省交通部门执法人员杜某在检查超载货车时，司机将100元硬塞进杜某口袋，随后从车上下来两人，拿着摄像机，自称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山西工作室记者，称杜某收了黑钱，留下联系方式让杜某第二天到办公室单独谈谈。第二天，杜某和山西省交通厅的领导找到该工作室主任谷黄敏，谷黄敏收下了2000元钱，答应帮助妥善处理此事，并说昨天的两个记者都抽烟，要杜某买两条好烟给那两个人“意思一下”。5月10日，谷黄敏等3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
——以帮助解决问题为手段。打着帮助你伸冤、贷款、升学、晋升、疏通关系等旗号。《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举报材料称，在山西，《警视专刊》的一些假记者还以护送超载的运煤车过检查站为生，遇到执法人员检查，就以曝光相要挟。送一车煤到省界，一般收取数百元到上千元。
——与国家有关工作人员合谋，以执法、检查等名义敲诈。
——授予某种称号、发给某个牌匾，收取钱财。《瞭望东方周刊》调查发现，《警视专刊》在各地的记者站谋利方式花样繁多。宁波市某汽车装饰公司在交了几千元钱的“保护费”后，被授予“《警视专刊》法制宣传联谊单位”称号。长春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公室在对“黑车”的集中打击中，竟然发现一辆无证营运车辆前挡风玻璃下放着“《警视专刊》采访”的牌子。据稽查队人员介绍，这是为了想方设法躲避执法部门检查。
敲诈对象有个人，也有单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
山西是产煤大省，每天成千上万辆汽车向外省运煤。这些车辆或因超载理应被罚，或因执法人员的不当执法无辜被罚，也有正常交纳的费用，一车煤运出要一定的开支。于是，一些假记者就瞄上送煤车这一行当，或者发现执法人员的问题以媒体曝光恐吓，或拿出假记者证、摄像机蒙骗，送煤车过卡。据知情人反映，把一车煤送到省界，一般收取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真记者好记者变成了劣记者
社会风气的恶变正在使少数真记者、好记者变成了劣记者。所谓劣记者就是搞“有偿新闻”的记者。
“有偿新闻”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有明确的为了钱财物等好处的目的，上门写正面报道；不论是主动还是受指派写了正面报道之后，索要钱财物；发现问题进行采访，当事人拿出钱财物消财免灾，记者个人收下了好处；当事人给记者个人好处，记者采访了可不采访的事情，编辑编发了可不发的稿件。
据新华网河北频道报道，河北省邢台市某村是多年的先进典型，然而，这个村的村支书却因成为典型而整天心神不宁：近两三年来，他不得不时常接待一些搞有偿新闻的记者造访，这些记者打着新闻报道的旗号收受“节目制作费”、“工本费”，有时还以曝光相逼强迫村里做广告、搞形象宣传。几乎每天，这位村支书都会接到此类联系电话。
老支书非常气愤地给记者介绍了最近发生在他们村的三件事。他说，2004年6月份来了一位自称是国家某部委主办的杂志的记者，采访了解治安防控体系方面的内容。这位记者是经市里某部门一位同志推荐过来的，开始说并不收费。可采访完后第三天，这位记者给他打电话，说稿子写好了，给他传过来过过目，然后回传。继而又来电说，稿子是不收费，不过希望村里花３万元出份增刊。当老支书委婉地拒绝说他只有300元的“权力”，做不了主时，这位记者又表示可以便宜点，1.8万元出份增刊，实在不行花2000元在杂志上做个彩页也行，对此，老支书还是进行了委婉的拒绝。不料，过了几分钟后，这个记者又打电话说：“老书记，不好意思，我接到你们村群众几封上访信。”问及上访信的内容时，这位记者却避而不谈。
老支书明白他的敲诈意图后生气地说：“那稿子别发了，就发群众的上访信吧。”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没曾想，不久这位记者又打来电话，说群众去信告村里有没按计生政策生育的，村集体账目不清，得反映反映。随即，这位记者就把写好的初稿传给了他。稿子有三部分内容：第一、二部分是说治安防控体系的，可第三部分却瞎写了一些偏离稿件主题的东西，诸如村里制定的章程与法律法规不符、群众反映财务不清等。而且记者表示三天之内必须对稿件做出回信儿，否则就视为村里认可而见报。老支书对此非常反感，再也没理这个茬儿，事情闹了个不欢而散。
同样是６月份，一个自称是国家某机关下属新闻单位驻石家庄站的记者给他打电话，说他们村是省级文明单位，想给总结一下经验，写个专题报道。问及是否收费时，这位记者倒是坦白地说收费8000元。当老支书表示钱太多做不了主时，这位记者又把收费降到了5000元。遭到老支书再次拒绝后，这位记者立刻变了脸，说要查查村里计划生育有没有违规，财务公不公开，是不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单位，而且相关费用还得由村里“掏”。这种离奇的要求让老支书很生气，他说：“是不是文明单位由宣传部说了算，我凭什么拿村里的钱让你来查合格不合格……”后来，这位记者又打来电话，说老支书不冷静，如何如何。老支书实在看不惯此人搞的这一套，严肃地批评了他。此后，这位记者再也没有给老支书打电话。
老支书还介绍说，某电视台几位记者，开始联系采访一个系列报道时也说不收费，可片子播出一集后记者给他打电话说，得收工本费3000～5000元。当他表示花几百元钱把剩余片子买下不再播出时，记者表示还得照常播，不过由于他们是自负盈亏的单位，几次打电话希望他“再考虑考虑，支持一下他们的工作”。由于采访期间结下了不错的关系，这件事弄得他很难为情。
这位村支书说，他几乎每天都要应酬这样的电话乃至记者来访。每每村里某个典型经验上了报纸，联系采访有偿新闻的电话就会明显增多，一般四五天后达到高峰，每天要接七八个。村支书统计了最近一个月的情况发现，平均每天接到的电话达两个以上。据他介绍，即便一段时间内村里没有典型经验上报，这些联系采访的电话也有说辞，有的假借过节办活动的名义，有的说是要出专刊、增刊。而且是上面抓啥工作他说啥，一接通电话就对你大肆夸，趁你美滋滋的时候提出要给你“好好宣传宣传”或者“有空聊聊”，你一旦答应，他们便二话不说“随即赶到”，采访完了才说是“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