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育画报》盈利之前，甚至在其创刊之前，卢斯就已经成为一个媒体业的大亨了。20世纪40年代初，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读过卢斯的出版物，当时时代公司的收入已为4 500万美元。卢斯受到这些成功的鼓舞，很快就将其转变为政治和道德的宣传工具。卢斯从来没有受到过金钱的诱惑，但他明显受到了权力的诱惑。
1941年，卢斯谴责了孤立主义，声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应该执行对人类的义务。他在为《生活》撰写的期刊中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人必须“全心全意”接受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以适当的方式提高其对世界的影响。卢斯的杂志提倡干涉主义，提倡反共立场，并鼓励美国人民支持民主党。卢斯刺耳的声音和他的党派偏见激怒了批评家，有一些人说卢斯要为冷战负主要责任，就连他的记者们也抱怨自己的报道经常被加以曲解以迎合卢斯的世界观。白修德是20世纪40年代《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他说自己的新闻稿曾被重新改写。白修德曾报道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统治者，但纽约《时代》周刊的改写员和审查员们却让他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白修德办公室的门上贴着这样一张条子：“本记者的新闻稿和《时代》周刊的文章如有雷同，纯属巧合”。T·S·马修是1929～1953年《时代》周刊的一名编辑（1949~1953年为总编），后来他和卢斯闹翻了，之后就离开了《时代》周刊。他写道：“卢斯开始使用出版界大腕惯有的欺骗手法，即他可以让他的杂志大大影响公众意见。”
卢斯则完全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这是他经常用的一个词），所以他解雇了那些和他意见不一的人。他宣称：“我是一个新教徒，一个民主党人以及一个自由的企业家。很明显我信仰上帝、艾森豪威尔以及时代公司的股东。如果你不赞成这份报纸的立场，那为什么到现在你还在犯糊涂，还要花35美分买这份报纸呢？”
20世纪60年代，时代公司达到辉煌的顶峰。此时，《时代》周刊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想获得全部信息者）的主餐。身材高大修长、长着蓝眼、灰发和浓眉的卢斯，抽烟很凶，他曾影响了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后来《纽约时报》在他的悼文中所说：“卢斯曾帮助千万个美国人培养了阅读习惯，树立了政治态度并打造了其文化品味。”60年代初，时代公司搬到了洛克菲勒中心新建的生活大厦。这座大厦耗资8 300万美元，高48层，全部由钢铁和玻璃建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卢斯所创建的帝国的强大。这座大厦大厅的特色是有闪光的钢嵌板，地面则是灰色花纹的水磨石地面，还有两幅巨大的抽象壁画（一幅是约瑟夫·戈尔伯斯的作品，另一幅则是费利兹·格拉纳的作品）。一层的餐厅由亚历山大·杰拉德设计，老板亨利·卢斯的办公室坐落在8层，这层的礼堂由杰奥·庞蒂设计。“这表明了权力的所在地，”当时一位评论家说，“这些办公室整洁利落，显贵豪华，这样的设计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奢华而又简洁。”
20世纪60年代消费杂志上的广告费中，每美元有33美分流向时代公司的出版物。当时发行700万份的《生活》杂志占了33美分的17美分。美国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求其雇员阅读《时代》周刊。20世纪60年代初，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私人请求，每个星期天晚上，会有专门的送报人员直接从印刷厂送一份刚印刷出来的《时代》周刊到白宫去。
时代公司上下散发出对自身处于世界核心地位的自信，其公司文化就建立在权威和传统学派的联系上。当时，几乎所有时代公司的员工都是常春藤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新教徒。《时代》周刊出版前几晚，会有打领结的侍者给工作人员端来威灵顿牛肉（包在松脆泡芙饼里有肥鹅酱的牛肉片）和鸡肉（烤得发黄的涂有白乳酪酱的鸡胸肉丝和花椒菜芽），装满饮料的小车穿梭在各办公室。侍者们为《时代》周刊的记者和编辑们提供掺有冰水的威士忌饮料和法国酒，一直到他们的意识变得模糊为止。而在大厦外的大街上，有司机们等着送他们回家。
公司以外的人很少可以进入时代公司的惟一俱乐部。约翰·格里高利·邓于1959~1964年在《时代》周刊工作，他曾谈到时代公司招聘的系统如何运作：
“我受雇于时代公司时27岁，是普林斯顿大学57届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位女士和哈佛大学52届毕业生乔治·古得曼约会后悄悄告诉我，她说古得曼要离开《时代》周刊到《财富》去工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动作快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份工作。于是我向《时代》周刊的人事经理申请该职位，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耶鲁大学49届毕业生。《时代》周刊的总编科多弗尤尔·布林格是哈佛大学32届毕业生，他按应有程序对我进行了面试。我穿的那件红黑相间的衣服让他很满意，而年薪7 700美元也让我很满意，所以几个星期之后我就成了《时代》周刊商业版的记者。虽然那时我还不太清楚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对场外交易方式也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