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把日本战后竞争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政府的行为：这一套经济政策与日本的渊源为人所共知，因而它们被普遍地称为日本政府模型。但是，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
日本政府模型的核心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竞争力基础的独特概念。它隐含着对某些形式的回避和以各种方式导致竞争妥协的努力。
日本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它欣赏一种保护支撑的观点，而这是没有任何公司可能做到的。这个政府模型以出口会带动经济增长的理念作为前提；某些产业应该作为目标并给予支持，因为它们会为增长、出口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美好前景做出贡献；日本应该节约资源、避免竞争中的浪费和破坏；产业需要保护，以允许它们获得国际竞争的所需要的规模。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竞争力被广泛归功于一整套率先采取的由这个大框架发端而来的政策。
日本的政府模型被众多成功的产业的实践所证明，这些产业被一遍又一遍地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煤炭产业、60年代的钢铁和船舶制造业、7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和80年代的计算机业。但是，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些产业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经济。我们在更大范围内的研究也发现，每10年就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得到提升，但是事实上这些产业根本没有采用这个政府模型。例如，可以考察一下60年代的摩托车、70年代的音频设备、80年代的汽车和90年代的游戏软件。我们发现，实际上政府模型的核心实践根本不存在于日本大多数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相反地，这个模型在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倒是普遍深入。它还导致了大范围的、生产率低下的国内部门拖着经济整体的后腿。我们案例研究的证据还得到了整个经济范围内的证据的补充，这个证据就是日本政府的两个核心举措—合法的卡特尔和合作研究—的影响。在此，公认的解释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第一节 日本政府模型溯源
日本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干涉在近代是从二战后的早期开始的，那时这个国家正蹒跚而行，而且政府正在寻求复兴经济和重建收支平衡的办法。虽然时过境迁，支持者还会争辩和证明政府的继续干涉是正确的，其理由是像日本这样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需要政府参与经济以赶上比它更发达的对手。
最初，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基础部门—钢铁、电力、化工和煤炭。例如，在化工部门，1949年政府通过《迅速建立人造纤维生产计划》，在外汇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尼龙和乙烯生产。1953年通过《人造纤维升级计划》，提出鼓励扩大人造纤维的生产规模。在1955年，政府通过《发展石化产业的对策》，开始降低人造纤维原料的价格，该计划旨在通过激励和贷款在日本建立石化生产。
广泛的政府指导和批准机制在这一时期逐渐制度化。例如，在1954年政府通过《稳定化肥供需暂行法》，规定了化学制品的价格上限。1964年通过一项类似的法律，规定了向农场主出售的价格，以鼓励在生产者中间的合作。日本政府还通过1978年的《稳定特殊低迷产业的暂行办法》和1983年的《结构改进法》，允许指定的公司建立卡特尔以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法律覆盖了许多基础产业。
日本政府并没有参与所有的产业，而是挑选某些产业“作为目标”，包括诸如煤炭、钢铁、船舶制造、半导体和计算机等经常被研究的产业。在努力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过程中，政府把具有较高收入需求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比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最前列，这类产业的金融资本回报被认为是最高的。
最先把日本政府模型变成文化的人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约翰逊被称为日本发展模式概念之父。他认为日本政府实际上培育了产业的发展，而在西方经济中政府只是制定游戏的规则。约翰逊把这种发展方向归结为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和60年代的前半期之间，日本的纤维和纺织品的出口从30％下降到8％，而机械的出口从14％上升到39％。约翰逊认为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单凭经济、制度和文化是不能解释的，并断言“在某些经济战略产业中，政府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投资率的差异”。
引导经济增长是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职责。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通商产业省（MITI）被看成日本“奇迹”的催化剂。约翰逊认为通产省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制定了实用的、遵从市场规则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刺激了投资，并带来了快速的增长。这种观点广为接受。在这些产业中，钢铁、大型船舶、汽车和计算机经常被引证为日本独特的产业政策的受益者。
约翰逊强调通产省将日本经济中其他参与者的作用降至最小。接着，他强调了综合网络的重要性。通过网状系统，日本的机构可以同时做到竞争和合作。这些机构包括大藏省（MOF）、邮政省（MPT）、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自由民主党、产业协会、系列（商业集团）、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其他经济联盟、大公司、多层分配渠道、国家劳工协会和企业劳工协会。这种网状系统为通产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制，使其可以通过这个机制影响产业政策和协调政策主动权。它们还提供了高度发达和机构化的争端解决系统，在这里，日本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通过胜诉者以某种方式从败诉者取得赔偿而得到解决。同时，这些网状系统使得外国公司难以进入日本，特别是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中的网络阻止了外国公司获得与日本公司平等的竞争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长期来看，这些网状系统中的一些对于袋装消费品、精制食品和服装等产业只是阿基里斯的脚踵，实际上阻止了它们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政府在国家战后的发展中是那么重要。例如，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和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认为，虽然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私有部门。政府的干涉常常通过私有市场的力量来加速已经发生的运动趋势。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管理与技术技能的丰富的供给、高投资率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高速增长的原因。我们基于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代表了极少数人。特别是在西方，日本的产业政策方法被看做对已经树立的正统观念的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