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懈的反垄断执行力度
在日本作为目标的增长产业中，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几个足够大的企业以在国际市场上有效地竞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新日本制铁公司，它在1970年由富士钢铁公司和八幡钢铁公司合并而成。起初，富士和八幡钢铁公司本是一家公司，二战后被旨在分散日本产业的盟军占领军司令部（Allied Occupation Command）分拆。通产省欢迎合并，因为合并可以创造一个控制30％以上的钢铁产品市场的公司。虽然公平贸易委员会（FTC）最初反对合并，但它最终在仅附加几个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了。观察家评论，如果FTC能够同意这个合并，它将同意任何性质的合并。除了允许为集结主要产业而进行的大规模合并，政府还协调新工厂投资的分配。这种情况发生在石化、人造纤维和造纸等其他产业中。其目标是使生产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最小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几次加大反垄断力度的尝试都因为政治上的反对而失败了。一个实例是1981年公共设施项目的装配投标诉讼。虽然FTC进行了调查，但是建筑业说服了占主导地位的自民党，以官方的名义表达了FTC应该在建筑业放松反垄断力度的观点。FTC被迫停止了调查。FTC用于反垄断诉讼的预算和人力非常有限。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它公布了定义非法行为的方针，但是产业的服从基本上是自愿的。这些方针并没有配套的制裁和惩罚措施。例如，在1977年以前，即使FTC发现了非法的卡特尔，它也不会强制罚款。只是在1989年结构性障碍动议权的会谈中，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反垄断力量，在此压力之下，到了90年代，FTC才变得主动些。
* 政府导向的产业重组
政府规划者相信管制生产能力和阻止过度竞争对于产业的长期成功是必要的。官僚们也担心日本的公司会因为太小了，而不能取得国际竞争所必需的规模经济优势。为了取得这种经济优势，公司被积极地鼓励通过划分生产线进行合作，以扩大生产规模。合并是尤其受到鼓励的，因为合并是迅速取得规模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些想法由通产省于1963年首先提出，尽管实际上日本的公司已经成为庞大的、重要的全球竞争者，但是在进入9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仍然坚定地信奉这些想法。
为了扩大规模和限制过度竞争，日本政府有时主动地推动合并。例如，在海上运输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豁免了日本开发银行的贷款利息，并引导这个集中度非常低的产业合并成6个集团。在银行产业，大藏省推动合并，允许合并的银行重新整顿分支机构，这导致了第一劝业银行和太阳神户银行的成立。
* 卡特尔的官方认可
政府还把注意力投向商业周期，通过合法的卡特尔来扩大规模，并援助困难的产业。它规定了在低迷时期所要缩减的产量和生产能力在竞争者中间如何分配。一种类型的卡特尔—衰退卡特尔—的设计是为了保持产业的活力，并援助处于困难时期的公司。其理念是避免伴随着破产而来的失业（在生产商及其供应商中）。因为在日本，劳动力的稳定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保护就业在政府看来比形成卡特尔的社会成本要低。
例如，在1965年的衰退时期，日本政府允许许多产业组成卡特尔，包括汽车轮胎、照相机、化工、造纸、钢铁、制糖和纺纱。1981年的衰退导致了石棉板、水泥、乙烯、玻璃纤维产品、造纸、聚乙烯、聚氯乙烯和纺纱等产业中卡特尔的形成。在1987年的衰退期间，政府在造船和柴油机产业允许组成卡特尔。总的来说，日本政府在1953年到1989年间共批准了81个衰退卡特尔，1989年以后则不再批准这种类型的卡特尔。在日本，许多其他类型的卡特尔也被合法化，包括合理化卡特尔和进出口卡特尔。我们在后文中还将对这些卡特尔进行更完整的探讨。
* 高度管制的金融市场和受限的公司治理
在战后早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来规范金融市场，包括银行和证券公司分离及特殊金融机构（如长期贷款银行和集中向中小公司贷款的银行）的建立。在资本市场仍然不发达而且银行贷款构成公司融资的主要形式的情况下，这些规范有意地将稀缺的金融资源分配到必要的部门。虽然解除管制的努力在进行，而且日本公司已经可以自由进入海外资本市场，但是这个基础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未被触动。
日本资本市场管制的目的是通过保证证券公司持续经营来“保护股东”。这个方法被称为“护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船只被减速，这样较慢的船只（最弱的金融机构）可以跟上步伐。这个目标通过固定佣金保证证券公司的赢利性来实现。当然，成本由资本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承担。大藏省严密地监管证券公司的经营，并发布方针。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者每天要到大藏省一到两次，并在昂贵的餐馆对官员们进行疏通。大藏省对信息保持了严密的控制。股东收益、市场效率和透明度不是最优先考虑的。
政府政策还几乎不给股东任何权力，股东的目标被认为与公司和整个经济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例如，披露制度很宽松，因此公司的报告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收购制度要比美国等国家严格得多。交叉持股的惯例也使得公司免除了资本市场的压力。公司的董事会具有非常有限的管理权，因为制度允许所有的董事会成员由内部人员组成。几乎所有的公司在同一天召开股东大会，这使得股东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索取赔偿的机会主义者）不能集中于某一家公司。
* 政府资助合作研究开发（R&D）计划
日本政府在组织合作R&D计划并提供经费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理念是在众多R&D的参与者中分摊固定费用，并通过在参与者中分配研究任务来避免重复研发造成的浪费。一个著名的例子是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其目的是使日本在半导体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个项目从1975年到1985年间开展，卷入了日本所有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商，政府负担了22％的费用。人们普遍相信，这个项目帮助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在这个产业获得了世界领导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VLSI项目不能作为典范，因为日本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
* 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与其他政策类似，日本政府保持了一套总体上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国防开支较低，日本政府多年来维持了预算盈余。日本个人储蓄率非常高，部分是因为政府政策，部分是因为公民需要大量的积蓄来购买房屋和维持退休后的生活。最终的结果是有了充足的低成本的资本供应，公司可以增加投资。图2-2比较了1970年到1999年日本和美国的官方贴现率。到1987年，即使不做通货膨胀调整，日本的资本也几乎是免费的。
其他政府政策—政治的稳定性、保持长期政策一致性的官僚机构以及初等教育的高标准—也被认为对日本的成功具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