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小时连轴转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企业家和工业家。这位商人用他的一生的时间传播经济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是合理工资；二战以后是能量税。
欧莱雅创始人还顺便裹上了另一件外套，有点儿太肥大了，即活跃的改革家。他对自己的经济主张根本不满足于仅仅进行阐述，他还要切实体现出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对“世界重新思考”并“与过去决裂”。
欧仁·舒莱尔是一位战斗型老板，他从来都是一旦投入进去便一战到底。他这种拼命想要说服别人的性格使得他同极右翼反动组织有了接触：他加入蒙面党徒之前做过革命社会运动组织（MSR）成员，并牵连到其领导人当中。有时发表一些难以置信的言论（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所有著作中的观点），并在当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在听众面前、在报纸上宣扬他的主张。
二战结束后，欧仁·舒莱尔受到清查，最后虽被免于起诉，但法官们认为他应作出解释，因为他有“亲德（国）倾向的言论与性格”，并说他“因此很有可能在精神上成为他们的同谋……”在预审中，塞纳省检察院的马塞尔·加涅法官说道：“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确实可以自由地写作。但在德军占领时期，他所写的那些东西有可能使法国人受到法西斯的影响，以致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欧仁·舒莱尔是位好耍笔杆子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发表于1938～1955年间，至少有6本书和10多本小册子。他于1936年12月以自己的观点创建了一份杂志《企业家行动》（L誂ction patronale），在工业系统印发了10万册。开始是周刊，后变为半月刊，一直发行到1938年11月。他不愿使之等同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杂志：“杂志的封面如橱门式设计，收录耸人听闻的题目，运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而它论战的腔调又极像大街上平民报纸的口吻。”
欧仁还在其他印刷品和期刊上写过很多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国》（La France au travail）、《车间》（L誂telier）、《40种阅读》（Lectures 40）、《民族革命》（R巚olution nationale）及《联盟会》（Rassemblement）等。
作为一个普通的演说家，他羡慕某些政治家雄辩的口才。他曾在各种讨论会、演讲和所谓的“座谈会”，还包括电台上发表讲话。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仅在1934～1937年间就演说过上百次。后来德军占领期间，他又在全国医疗保险互助会给驻外使节、在普雷耶里大厅给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在法国民用工程师公司演讲过。战争结束后，1946年2月18日他还到索邦大学演讲。由于担心自己的表现，二战开始时他还专门辟出了一个能容纳50多人的小客厅，作为在朋友面前演习之用！
他的书中所论述与演讲的内容都是为了使他自己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得到公众的认可，即合理工资。
什么是合理工资？欧仁·舒莱尔大致解释说：传统上，工资就是给工薪阶级因他们为雇主工作所获得的报酬。这里并没有把技术的进步所引发的深层次变革考虑进去。舒莱尔因此建议把这个以“时间”计算的工资用以“产品”计算的工资来代替。根据他的公式，时间“不应再以挂钟来计算报酬……而是要用磅秤”。如此，工资或者至少一部分工资便变得不固定，因它根据生产的变化而成比例。
舒莱尔相信这种报酬方式一旦实施，就能够补救以往一切漏洞。他肯定地说：“大众的生活将因此变得有意义，阶级之间的斗争将大幅度地减少。一切生产过剩都将不再可能，工资本身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基础则将成倍增长。不再有危机，不再有金融崩溃。人们与其为打仗而拿起武器，不如为了和平而武装自己……”
欧莱雅和梦皂的老板并不是凭空乱说的，他于1942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各创立了一个研究室，尤其是他在自己的工厂里便运用了他的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一做法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为
二三千家公司所接受。
他还撰写过好几篇了学术论文，许多重要人物曾对此感兴趣。比如文森·奥里欧，在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前的1945年，他在撰写的《昨天与明天》（Hier et Demain）一书中曾提到过这一点，还有弗朗索瓦·佩鲁教授。
在1947年出版的《工资与产量》（Salaire et Rendement）一书中，舒莱尔总结道：“比较一下它在工人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参与利润所得的好处，还有工人股东制……合理工资法确实有着无可辩驳的优
势……”甚至夏尔·戴高乐也对工业家的理论感兴趣，安德烈·贝当古在他岳父去世时收到了将军的第一封亲笔信。然而他的理论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正如后来由其他经济学家所明确指出的一样。最主要的不合理便是，为了使这一理论行之有效，必须一直维持销售价格不变。
另外一篇由欧仁·舒莱尔写的有关能量税的论文，主要论述需将现有的一切杂税及所得税由一项单一税所取代。这个想法又成了研究与争论的靶子，甚至还出现在招聘的考试内容里！米歇尔·阿尔贝，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的行政人员讲了这么一件事：“我（1956年）从国立行政学校毕业后，在口试时抽到了舒莱尔的税收问题，我得了18分（20分满分）。这是我最好的成绩，由此得以进入法国财政稽查总局。”
安德烈·贝当古和一个议会里的朋友，法律专家阿尔弗雷德·科斯特-弗洛雷甚至于1959年11月3日在国民议会中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来研究这种税收问题，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最后无功而终。1962年的立法选举上，贝当古作为竞选者及他的助手乔治·谢德吕仍在指责国家“税收的无效性”，并鼓吹建立一套“与能量额成比例的自动化的资源税”……今天，售油者摇身一变成了税收人员（石油国内征税），可其余的税收结构仍然健在……
总之，欧仁·舒莱尔的理论变成了一纸空文，同样，这也不是由作者去四处奔波便能实现的事。假如欧仁只满足于把他的论文并仅限于论文本身夸耀一番，假如他不是在德军占领时期随便在报纸上阐述他的理论，那么此事本身没有任何值得重提的意义。
首先，他理所应当地从他作为成员的组织刊物开始，比如《民族革命》，这是革命社会运动组织的一份周刊；也在由斯塔非尔宣传机构（Propaganda Staffel）所操控的报刊中发表过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国》，这个组织与德国政府的宣传机构有直接联系。
《做工的法国》这份日报带有教训人的意味，以它创刊者的初衷，应该成为把纳粹党打入法国劳工阶层的一项工具。它的发行量为20多万份，主编（乔治·奥尔特拉马，别名“上帝赐夏乐”）是一个瑞士人，对第三帝国崇拜得五体投地。
舒莱尔也在《车间·法国工作周刊》上写过文章，他曾“辅助性”地提供过资金，并给德·奥托·阿贝兹的行政部门大笔资助，后者为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这位十分活跃的工业家还有机会参与由阿方斯·德·沙托布里昂主编的《小集子》（La Gerbe），后者获得过1911年的龚古尔（Goncourt）奖，也是Collaboration集团精明的总裁。
欧莱雅创始人似乎同后者曾有某种默契。舒莱尔于1942年10月8日便写给这位《卢尔丁先生》（Monsieur de Lourdines）的作者：“依我看，我不能相信法国人民已经变了，法国人永远是龙瑟沃的罗兰，是布汶的法国人，是亨利四世的臣民，是拿破仑的战士……对他们来说，每个人的权利即他们自以为是的‘自由’，同无论什么人都‘平等’，而且所有其他人都应对他们产生‘博爱’。”
舒莱尔写过一些书，特别是《经济革命》这本书，373页的大部头书，不太容易读懂，这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1941年第一次出版（带插图红色封面的另一版于1943年出版）时，他已经60
岁了。
《经济革命》是“一本集令人惊讶的旧家长式作风与现代精神为一身的学说”。不管怎么说，欧莱雅老板在《一周资料》（La Documentation hebdomadaire）上对这本书给予了颂扬的评论，这是由阿布泰伦宣传机构（Propaganda-Abteilung）发行的刊物，而且是“同法国记者合作”！
读了这本书你会觉得欧仁·舒莱尔是个天真的乌托邦分子，这就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男人，一个时而冒进时而陈旧又专横的老板，同时还是一名苛刻的评论家。他抨击共和国及民主制，从不掩饰其对德国模式的狂热。
他是个梦想家吗？“这样一种宽裕而轻松的生活，一种老爷式的生活对我来说，好像明天就会到来。这并不针对少数几个人，是所有法国人。我设想10年后……大多数在企业工作的人将不再住
在城里。工厂、仓库、工地都将集中在一个大商业和管理中心，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真正的农村……”这与18世纪夏尔·傅立叶主张的法郎吉（Phalanst弐es）空想主义也相差不远了！
欧仁·舒莱尔甚至还设想出了一个事先造好的理想房屋模型：“尖形穹隆”，用“金属骨架”和“三层墙壁”，考虑了长、高、家具等。“预言家”一切都想好了，“每个人都同别人以花园、树林或田地隔开……这是一种新的温馨生活！”
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男人吗？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女人的生活应该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只要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就该把工作让给他……”；而他表现得不那么大男子主义时，又是极端的法国沙文主义，“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能像法国这样生产出如此高质量的产品。法国的蔬菜，法国的水果，法国的牲畜及鸡圈里养殖的家禽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舒莱尔与维希政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至少当他称自己的愿望为“一个立时的谅解和平及经济合作”时，在用词上同后者相差不多。他还说：“我们曾经经历过失败的痛苦，覆灭的羞耻也许是神赐的，是应得的和必要的。”
那么作为老板呢？欧仁·舒莱尔有时表现出一种致力于现代化的狂热之情。他坚信系列和标准生产的方式可以带来效益。他比别人更早提出建立分配的退休制度，事实上这的确在二战后便普及实施了。还有他证明在失业的情况下设立失业救济的必要性，并希望对统计工具进行真正的改革。
还是这同一个企业家，他提出税收的沉重，国家职员的不称职以及银行家的无能—“对银行的金融控制削弱了很多法国工业”，这似乎更符合他的身份。
他对工会的描述有些像速笔漫画：“它要求得多，却什么也不付出；它带来得少，那也是一种对抗，一股仇恨。”“工会所建构的只是一个动荡的因素……然而如果有一天它侥幸借助某次特殊的机会成功，它会像1936年一样夺得权力，然后给人们带来灾难。此时它会……造成一次波及全社会企业的反抗及巨大的怠工浪潮。”
最令人反感的要数他的反共和、反民主的抨击言论：“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美妙的计划经济论最终只能引向颠倒无序的世界。”“要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幼稚的概念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挖出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领导人就是大众的累赘，他必然把国家引向消亡……第三共和国注定要失败……国会的议员选举只能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平庸。”
一个对单一统治顶礼膜拜的舒莱尔，一个对“同志式的共和国”横加指责的舒莱尔。最后他总结道：“如果没有强大而持久的国家，不把国家从普选情绪的上下波动中解脱出来，那么说什么都是无
用的……”
他难道希望像德国一样吗？“我知道我们不像纳粹于1933年上台那样幸运，他们当时有的是时间，他们有两三年的时间来组织策划。而我们没有德国当年的背景，我们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也没有希特勒推动世界的旺盛精力。”
人们常说要特别当心，不要有时空错觉。自从这些书发表以来，60年过去了，要理解它们，必须把自己放到当时的年代背景中去。“假如我们不考虑到面对1934～1944年所发生的重大的、意外的、难以应付的事件对我们产生的精神冲击，假如我们不认识到错误、失误，而一味地试图框定一切，那么我们就不能以复杂的、变革的、矛盾的眼光来构想这个时代。”几年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这样
说过。
那是一个由政治层面的恶化所标志的时代。当时整个右派都充满“一种对民主及其腐败系统的深恶痛绝”（根据作家兼记者吉勒·马蒂内的说法）。即使对停战协定及“可怕而可耻”的条件表现出受到侮辱，像保罗·克洛岱尔这样的作家也曾在他的《日记》（Journal）中写道：“我所得到的安慰就是看到这个肮脏的议会系统完结了，它多少年以来一直像个恶性肿瘤一样吞噬着法国；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完结了……小酒馆的肮脏独裁完结了，共济会完结了，还有外国佬、学监及教育家都结束了。至少我们这样希望吧！！”人们恐怕还是更喜欢他写的《织锦鞋》（Soulier de satin）……
正当纳粹德国挑起人们的兴趣时，“特别是在富人中间”，大多数法国人还是接受了贝当讲话中所谓“快慰的共鸣”部分：“祖国挺立在失败中，工作须在混乱的经济中重建，家庭则处于妻离子散的年代。”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力求以他同类人的行为方式来看待欧仁·舒莱尔的写作。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受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刺激，还处在1934～1938年间的社会动乱的冲击之下”。我们前面讲过，舒莱尔是搞运动的行家，他面对“一个怀旧的、人数众多的资方”显得精力十足，“而这些资产阶级总在梦想着受到保护、享有身家安全，因此在那位老元帅和维希社会主义者的论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该是妥协的时候了，甚至也该媾和了。面对法国的失败，所有的显贵正如舒莱尔一样，以不应使“战争持久下去作为借口，变成了忧国忧民之士”……
很显然，在这种环境之下，欧仁·舒莱尔的言论便有了背景，使人看得更清楚了，但很难因此而挽回他的影响。
而欧仁·舒莱尔自己则选择了投入政治运动中，而且是与德合作中最狂热、最激进的政党。
他在1941年为他的著作总结时说道：“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即法国的繁荣与富强，所有法国人的幸福，要让他们与崭新的欧洲融合在一起。要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只需要少数几个人就够了，但这些人必须坚定，既不能心软也不能动摇；还需要几位真正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