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永远充满希望的人，病态的乐天派，对政治一窍不通，这方面他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这是几年前利利亚娜·贝当古对她父亲的评价。
20世纪30年代以及德军占领期间，舒莱尔“指挥官”的确曾在浑水里艰难地行进着。作为1914～1918年一战时的功臣，5次受到嘉奖，他却在人民阵线最初成立时便加入了极右势力的行列。“他太容易被蒙面党右派人物的邪念所引诱，”菲利普·布德雷尔这样说，“他接触他们的领导人，给他们提供资金（至少给革命社会运动
组织）。”
生意场上的天才，却是政治方面的怪才。我们后来还看到，他不但保护了犹太人，资助了抵抗运动，甚至还藏匿了被德国人强迫去服劳役的法国人！这使得他的人格特征变得格外地扑朔迷离。
欧仁·舒莱尔迈向政治的第一步就择友不慎。在这位富裕的工业家面前，有一个人说他真诚也好、机会主义也好，细心地倾听了舒莱尔的理论，然后把舒莱尔拖入令人厌恶的冒险之中，这人就是欧仁·德隆克勒。欧仁·舒莱尔曾对一位革命社会运动组织的朋友雷蒙·阿贝里奥（其真名为乔治·苏莱斯，是该组织负责委员会成员）解释说，他本人“由于很多具体和强烈的原因，总之是客观的原因，同德隆克勒很熟，好像喜欢他手上某件特别得手的工具”。
戴瓜皮帽，穿着三件套西服的欧仁·德隆克勒身材有些肥胖，甚至大腹便便，一点儿没有恐怖主义分子的特征。他于1890年生于布雷斯特，毕业于巴黎高科学校。像舒莱尔一样，他也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勇敢地战斗过，也是圣纳泽尔和伯努埃特造船厂能干的工程师，还是法院的特聘专家，并在10多个董事会里占有席位。但他并不是一个全职的显要人物……
1934年，他加入由夏尔·莫拉斯主持的法国行动组织（Action fran峚ise）。他对该组织的老式保皇主义很失望，认为太温和，便于1935年12月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让·菲约尔、阿里斯蒂德·科尔、加布里埃尔·让泰和雅克·科雷兹等）创立了革命民族党。人民阵线上台后，这一本来合法的机构于1936年6月变成了地下组织，名为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其更为世人所知的名字为蒙面党。这是1936年7月29日由《法国行动》（L誂ction fran峚ise）杂志的主编莫里斯·皮诺发明的外号，他总想方设法嘲弄这些人，说他们玩弄神秘，总是过分无聊地使用笔名，想引人注目还使用代码。“剧院里的密谋者”（这是皮诺的原话）其实就是一群闹剧演员！
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染指了好几起流血事件，为的是“协助”外国权势，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如暗杀知识分子卡洛及内洛·罗斯利），还实行恐怖政策（星型广场谋杀事件，暗杀迪米提·纳瓦西纳）。1937年11月，该委员会居然还试图策划了一次军事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与蒙面党接近的军事负责人拒绝承认他们有政变的企图。
很多作者均详细论述过蒙面党的历史，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简短的回顾只是为了了解一下这一运动，而其中欧仁·德隆克勒毫无疑问是它的领袖。这位负责人又是欧仁·舒莱尔的好朋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后者是它的一位资助者，只是还没有任何能够详细说明这个秘密组织的资金来源的调查。
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蒙面党再一次跳了出来，而舒莱尔则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40年9月15日，德隆克勒在警察局又申报了一个新的政党：革命社会运动党，以它的缩写方式（MSR）又称为“爱助党”（Aime et sers）。欧仁·舒莱尔的名字在他们的组织机构里被列为第三位重要人物，排在德隆克勒和让·丰特努瓦（《民族革命》杂志的主编）之后，头衔是该党“主席及一切与技术研究有关的委员会主任”。
革命社会运动党的宣言是很说明问题的，试读如下：“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欧洲，我们愿意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合作，也同一切其他欧洲被解放的民族如自由资本主义、犹太人共同体、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共济会等一起行动”（第一条）；“使法国及法国人民得到彻底新生……”（第五条）；“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第十一条）；“塑造统一的、刚烈的和强大的青年团体……”（第十八条）。“没有革命家就无法进行革命”，这是纲领的结束语。
合理工资的理论，是欧仁·舒莱尔的最爱，被他们用到第八点：“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保证产品的合理分配，提高企业产量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
在革命社会运动党内部，这位工业家可以说给某类显要的富裕阶层提供了担保。对欧仁·德隆克勒来说，“他是我们未来国家的经济部长，是我们的组织中最重要的人物”。只不过在此之前，他尤其是他们重要的资助者。1941年2月15日，革命社会动动党与民众国家联盟（RNP）合并，后者是一个亲法西斯组织，由马塞尔·德亚领导。
1941年3月到10月，欧仁·舒莱尔在合并之后的“总体经济技术委员会”任主席，而且是他在法兰宫城成立了该党的一个办公处。但是合并后的两个组织并不和睦，最后导致分手，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老窝。舒莱尔同德隆克勒有了距离，慢慢地疏远了他。这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记录下来的，1942年3月18日，舒莱尔曾去过德国大使馆。报告中写道：“他（舒莱尔）告诉我他有段时间不跟德隆克勒来往了，他希望继续他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
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欧仁·舒莱尔发表了好几次演说，并与最激进的团体有过接触。
1941年6月15日，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里，在民众国家联盟的第一届大会上，他宣称：“然而，不要误解。这三项和平革命可以实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另外一次革命，一次预备性的革命，起到清理和矫正的作用。而这后一次革命……注定是流血的革命……”
1941年10月31日，企业家在使节剧院里又做了一个题为“经济革命就是革命的经济”的演讲。在出席的德国重要人物中间有一位工业家，施米林斯基博士，他后来这样描述过：“我今年有机会把欧仁·舒莱尔先生……引见给了比朗博士先生（法国军队司令部领导之一），前者是化学工业家及法德协议优秀勇敢的拥护者，此外，他对经济有着非常革命的想法。他在民众国家联盟里担任经济部主任职位。”
一个月以后，11月23日，革命社会运动党的政治部又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集会。法国信息与报刊事务所（AFIP，斯塔非尔宣传机构的再现）报道了这件事。记者首先把会场的装饰描述了一番：“在一块红蓝相间的布上画了一把白色的剑，上面有革命社会运动的标志：爱助党。荣誉者们穿着制服在讲台下立正站着。”然后他引用了“主持人”舒莱尔的开场白。
舒莱尔提出民众国家联盟和革命社会运动党两党分离的原因：“要达到合并……双方就必须在基本点上达成一致。对于我们来说，基本点就是完全彻底地分家，同一个不太遥远的过去、同第三共和国、同共济会决裂。”
1942年10月12日，人们又见到了舒莱尔，这次是在夏约宫由德国控制的报刊与广告事务所组织的“法国电台日”活动。
一个700人的大宴会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人士，现在回顾起来直让人冷透背心：有犹太问题总特派员路易·达基耶尔·德·佩莱波瓦，德国大使奥托·阿贝兹，党卫军鲁道夫·拉恩，巴黎维希政府的代表弗尔南·德·布里农，马塞尔·德亚，前蒙面党人、荣誉团公会服务处老板及未来保安队队长约瑟夫·达尔南，法国民众党创始人雅克·多里奥，还有“同谋者”团体的阿尔方斯·德·夏托布里昂等。
战争结束后，在一次演讲中，欧仁·舒莱尔这样解释道：“很显然，不管对方是谁，我们都不能停止宣传，而且一定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用我们发现的真相去说服他人……”
现在的问题是，欧仁·舒莱尔有没有利用这些关系去发展他的生意，特别是同德国人？战后法官们的调查并不具说服力。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的德军占领时期，舒莱尔的公司向德国人销售的总生意额中，欧莱雅占2.37％；梦皂为13.86％；瓦伦丁为39％（那时舒莱尔已经不只是股东了）。
没有经济方面的合作记录，但有些作家仍然会关注这些公司在占领时期的经济增长幅度，因为“当时为了发展，光靠销售是不够的，首先得装备工厂。而要把原材料弄齐，就得需要很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跟维希或德国人搞好关系”。不管怎么说，欧仁·舒莱尔的公司似乎并未因时代的因素而受到影响。
精力充沛的企业家，绝无仅有的工业家，广告之王，想像力丰富的经济学家，这个男人只是对政治一窍不通。
像雅努斯神一样，他在战后完全变了，这副面孔正是众多证人为他辩护所提到的。他的律师所提供的一份文字，就我们所知，是惟一一份可以用来为他这位赫赫有名的顾客辩护的书面材料。这是从一份小册子上找到的，被暗地里再版。舒莱尔写道：“希特勒主义是我们这个机械文明时代新的不可估量之力量，加之一种急切要征服和独裁的愿望……德国人只相信力量……要想与狼抗衡，惟一的办法并不是做羊，而是要比狼还要凶狠。”
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那一套在诉讼过程中记述下来的冗长的事实，而它们直到现在仍然无人问津。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舒莱尔”，保护犹太人、收留被德国人强制做苦役的年轻人、甚至还帮助过抵抗运动的成员！人们完全可以说，这个工业家真够机会主义，用两副面孔来给他自己留条后路，他做这些事主要是1942年以后才开始，否则他应从德军占领之始便行动起来。
从1940年8月到1941年3月，舒莱尔和他的两名主要合伙人，乔治·芒若和威廉·埃尔特一起秘密往来于德占区和自由区之间，一共30次，每周一次。他们用的是一份从伊夫林省宕石占领区司令部偷来的通行证，上面盖的是假章。这条专线给很多越狱的士兵和其他人（还有许多信件麻袋）带来了方便。直到欧莱雅总部受过一次盖世太保的搜查才结束了这个秘密通道，那是在1941年3月24日。德国人找到了一些假文件（舒莱尔知道它们的存在），他们逮捕了芒若和埃尔特。埃尔特是购买部主任，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他被秘密关押了57天，又遭受了9个月的牢狱之苦。
原瓦伦丁油漆公司的老板沙兹凯斯先生是犹太人，在众多的证词中间，我们选用他的证词：“1940年6月，他（欧仁·舒莱尔）把我和我太太藏在了他阿古艾斯特的别墅，一共三个星期。同时，他还把我们所有可能被抄走的物件全部藏在他家。全国分成敌占区和自由区以后，他把我送到了南部自由区……1941年，他向我表示，他对德国人所采取的下流（他原信中的用词）手段十分愤怒。舒莱尔先生又把我送到瑞士，而我刚从那边回来……舒莱尔先生也对公司里其他犹太同事做出了同样的慷慨举动……”
沙兹凯斯先生最后以所有犹太同事的名义结束证词：“包括下列犹太同事：利蓬斯基、格鲁泽尔、科冈、卡恩曼遗孀、利普什兹。”
在强迫劳动方面，很多人为舒莱尔做了正面的陈述。欧莱雅企业委员会“知道舒莱尔帮助一大批法国人免受去德国服劳役之苦，开始是同德国强劳办公室做了坚持不懈的谈判，然后是收买了有关德国职员，证明他们不适宜被征用……”这份证词于1946年12月2日由8名法国总工会代表和两名天主教劳工会的代表签名。
免于服劳役者给舒莱尔写的信更加令人感动：“在您的帮助下，我刚刚在医院里躲过了风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心地向您表示我的感激之情。”（1943年3月14日戈尔内）“我永远忘不了1943年2月3日，为了免去德国服苦役……您想办法让我以病人的名义进了圣约瑟夫医院。”（1944年12月21日亨利·沃尔夫）“我想告诉您，所有的欧莱雅年轻职工……都生活在安宁中。他们不无讽刺地说，他们更愿在这里做开垦土地的艰苦工作……而不愿去几天前人们建议让他们去的地方。”（1943年4月4日泰雷萨里厄-贝赞克）“我被指定做替班后……我请求您的帮助，您马上建议把我藏在您的圣价别墅作为农工。”（1944年9月5日安德烈·阿尔特曼）
圣价。村里的肉店老板罗伯特·沃德朗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系着领带，在招呼两个顾客时回忆说，他父亲埃米尔总跟他提起“从城堡来的年轻人们说来这儿是为了逃避去德国”。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抵抗运动了，欧仁·舒莱尔曾帮助过一支游击队，提供了购买枪支和帮助犯人越狱的资金。游击队队长夏尔·科德隆，也是原“战斗队”负责人和原法国多姆山省的安西兹游击队的成员，他说道：“舒莱尔先生一直与我领导下的抵抗运动组织有来往，从1941年1月一直到全国解放。他家里收留和藏匿了许多爱国者，并不断给我们提供有效而重要的协助……因此他被吸收成为我们协会的成员。”
马塞尔·莫乐是补锅匠，也是奥弗涅大区“战斗队”的成员，他说得更加详细。他提到从1940年开始，由于舒莱尔的经济支援，有200多名“法国集中营的犯人”得以越狱逃到自由区；1941年秘密购买的枪支藏在热纳维利埃，一直藏到1943年，然后被运到奥弗涅大区。还是1943年，舒莱尔分好几次交给他“差不多50万法郎”。
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舒莱尔当然少不了应酬并利用他的那些关系。他和弗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阿古艾斯特的熟人之一）之间的通信往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些信件。
1942年6月12日，这位科学家向舒莱尔（这不是第一次）推荐一名犹太化学工程师，当时是战俘的罗歇·莱维，以便帮他在舒莱尔的公司里找一份工作。“我敢肯定他能帮你的大忙。”学者说。舒莱尔的回信的日期是1942年7月18日，听起来很有意思。首先舒莱尔因迟回复请求原谅，他“患上急性关节炎后去波旁朗西疗养”，然后说“非常抱歉对此无能为力”，舒莱尔还解释说：“最近，我已经在斯卡皮尼先生处努力了好几次，所有个人的释放均遭到拒绝。”
舒莱尔所提到的乔治·斯卡皮尼其实就是法德委员会主席，贝当元帅于1940年7月要求斯卡皮尼与德国政府谈判以给予战俘尽可能好的待遇。这个“法德委员会”也想把两国的高层拉得近一点儿……
这故事后来的结局是，欧仁·舒莱尔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有个附言：“长期治疗舒莱尔太太的医生拉亚尼先生（不是雅利安人）已经去了自由区。我现在正寻找一名很有经验的妇科医生，至少能住在附近，这样交通方便，其医疗方式也须同我太太的性格相符。居里医院院长先生是不是认识什么人？”
在那个时代，事情得做得巧妙一些……
1947年6月27日，欧仁·舒莱尔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此之前，1946年11月6日的预审中，地区职业清查委员会还曾提案对他作出“严厉处罚”的判决，即“禁止他在该公司占据领导位置”，禁止“参与一切理事会工作及商业监督工作”，最后，“禁止担任任何合作性质的管理或行政工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德国占领时期以其政治立场为敌人提供了方便。”
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的重判，人们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动用好几名大人物的影响才把舒莱尔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首先是皮埃尔·德·贝努维尔将军的作用。他从一开始到解放一直都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德·贝努维尔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个国家级人物。由于他在清查委员会的总书记和省政府之间做了很多努力，最后终于成功。
“舒莱尔的档案材料”随即进行重审。补充了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证人，他们全部进入了讨论。滨海夏朗德省议员马克斯·布吕塞也出面解释舒莱尔如何逃脱了一次盖世太保的偷袭！共产党人雅克·萨杜尔，当时是圣马克西姆市长，也没忘记这个在1925年就为他提供证词的朋友。他投桃报李：“（舒莱尔）对希特勒分子及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深恶痛绝。我自己就受到过他的保护。我被拘留期间，舒莱尔曾给我寄过很多包裹……”
在他的档案里，还有两封安德烈·贝当古的信。一封是1944年9月27日的信，提起他回到解放后的巴黎；另一封是1944年1月29日写的，描述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年轻人也为工业家担忧：“我真不希望您也遭受这种待遇，您跟我讲过您的担忧。我离开巴黎之前的几次谈话使我想到您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您一定要千万小心……”
6年之后，欧仁·舒莱尔把他独生女儿的终生幸福托付给了这位年轻人。那是1957年8月23日的一个早上，在他76岁高龄时在普卢巴兹拉耐克作出的决定。去世后，他葬在讷伊古公墓的第三区，同他第一任夫人贝茜永远地安息在一起。
去世之前，舒莱尔是“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即布热德运动（Mouvement poujadiste）的同情者。他在这里结识了让-马利·勒庞。现在，这位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还记得同舒莱尔在法朗宫城共进过两次晚餐。
欧仁·舒莱尔通过他的老关系救起了许多面临迫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