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弗朗索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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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6年1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去世时，安德烈·贝当古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私人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从“104号”到爱丽舍宫，从少不更事的学生时代到最高领导人的高龄时代，两位朋友从来没有失去过联系，即使他们之间的政治主张早已分道扬镳。
“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看起来并不那么协调的一对在这么多年间发展了一种罕见的伙伴与和睦的关系。一位议员还以现在时态议论他们两个：“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神秘的力量是坚不可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们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忠诚可靠！”
两人之间有数不清的美好回忆，特别是青年时代，总是十分理想化，他们并肩战斗过，有过多次恩恩相报……共同拥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有时也夹杂着利益。总之，这两位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来源，都是外省人，也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居伊·摩勒，一个“老牌社会主义狐狸”，关于当时即将上任的国家总统密特朗说了如下这番话：“（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学会了把自己说成是这么回事。” 如此看来贝当古所走过的路并不那么异常。
这位左派领导人蔑视金钱，“它使人去贪污，去收买，去压榨，去屠杀，还会破产；金钱甚至可以泯灭人的良心。”① 贝当古还是保皇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最富有的男人，他言行中的种种反常确实很迷惑人。
今天，我不知道总统的彩照是否还挂在贝当古家的老位置，但几年前，总统去世以后，据说讷伊公馆壁炉的显著位置上挂着这幅照片……
“我第一次见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时，他还是腿上绑着裹腿的士兵。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他和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达勒的关系很好，这更加促进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安德烈这样描述与弗朗索瓦的相识。在1938年的年末，弗朗索瓦正在服兵役，他比安德烈大两岁半，是塞纳省伊夫林堡殖民军部队第二十三兵团的中士，当时他回“104号”去看望他的老友。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两位年轻人开始了解对方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关于“104号”这个有名的住地，我们还没有好好描述过，它像是一个家族的大房子。按原来一位主母会庶务修士菲利贝尔·阿乌尔的说法，它“既不是监狱，也不是修道院”，它的装饰很朴实：“可以想像到的落地玻璃窗，宽大的楼梯，古板的木制家具，亚麻油毡，精心清洁过的图书馆，一股隐隐约约的旧皮味道，分枝吊灯以及圣器室。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让来自宗教学校的学生感到陌生。”不管怎么说，贝当古和密特朗在里面如鱼得水，两人的圣经知识都十分丰富，并且一个在天主教农民青年会（JAC）、另一个在天主教学生青年会（JEC）里工作过。神学问题一直是他们的生活中关心的事情……
可当你20岁时，“你没法一天到晚在……传教的职业中得到满足”。同弗朗索瓦·达勒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这一小群人经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人们在比亚里茨咖啡馆见到过他们的身影；在圣日尔曼街上，每人面前摆一杯啤酒。他们也经常去电影院、剧院或去听爵士乐”。欧洲到处风起云涌，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四处闲逛，就像1939年复活节的假期。
在《蒙塔朗贝尔杂志》中，“104续集”专栏记者报道了4月17日的远游：“……在北部和东部……波尔·皮尔旺、贝尔纳·迪普雷、弗朗索瓦·达勒和安德烈·贝当古在比利时，卢森堡游逛，还经过了一个劳改营，他们看见年轻的德国人在口哨声中整齐地排队去游泳，唱着浪漫歌曲。他们一直走到了荷兰，惊讶地看到海边到处架着用来打英国飞机的机关枪，而林堡省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名字并没有被提到，也没有说这次旅行的目的。“这位中士可能没有取得准许离开法国领土的许可，提出（这种）要求也有点不方便。至于目的，就是去看望一下在布鲁塞尔的郊区安茹小城堡里的巴黎伯爵。”
当时是弗朗索瓦·达勒收到了“庄园主”的邀请。“庄园很漂亮，墙上挂了很多纪念品，”他回忆道，“伯爵问起我们的学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主张……”安德烈·贝当古补充说：“这次访问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在城堡入口处我们翻看了一下贵宾留言簿，法国名门贵族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特朗没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是来了，我们还不知该怎么开心呢！”
这帮“104号”的朋友毕业后每年又继续找机会聚一次餐，达勒讲述道：“除了贝当古和密特朗以外，还有雅克·贝内、路易-加布里埃尔·克拉耶、雅克·马罗等。密特朗当选为总统时，我们是在爱丽舍宫相聚的。自从他去世以后，没人再召集，我们再也没在一起吃过饭……‘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我们谈旅行，谈电影，谈书，谈年轻时的恶作剧……当然也谈现状，但绝不是政治。”
而在德军占领时期，这两位喜欢寻欢作乐的朋友分别改名叫莫尔朗（密特朗）和格朗维尔（贝当古）。这两个“栽过跟头”的人后来参与了战犯运动的同一个抵抗组织。对安德烈来说，弗朗索瓦首先是“一个兄长……他在思想上是个领导……但行动上一点儿也不像，不像……”两人共同接受任务。比如1943年11月15日到16日的深夜，密特朗（这次行动中叫“莫里耶上尉”）将飞往伦敦。贝当古陪他到昂热与拉弗莱什之间一个设有路标的田野里，密特朗就在那里上飞机。在此之前，密特朗在他朋友的陪同下已经有过好几次秘密会见，特别是与勒韦尔将军，当时是吉罗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抵抗组织（ORA）的负责人。承担这类任务肯定能加深彼此的感情！
全国解放后，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44年8月得到了战犯管理总秘书长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几个星期。到了9月，戴高乐建立了临时政府，任命亨利·弗勒奈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贝当古是密特朗手下的一名成员，却留在了新的班子里，负责新闻工作。1944年9月27日，他给他未来的岳父写信用的就是部里的信笺。他说他同密特朗与其他朋友重逢是多么高兴，充满“能够自由自在地行动而不必担心”的“喜悦”。只是在他的签名后—钢笔签的名字是“德·贝当古”！他在备注上写道：“我在特勒奈（弗勒奈之误）手下工作。我的名字目前还暂时是格朗维尔，像前几个星期在日内瓦一样……”
1944年10月2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达尼埃尔·古兹在圣塞维兰教堂结婚，他的朋友安德烈当然在被邀之列。婚礼举行之前，是安德烈在利奥泰元帅大街“帮助弗朗索瓦穿的礼服，然后陪他去首战路”。然后还是安德烈，在弗朗索瓦·达勒决定性的支持下（在此期间担任梦皂总裁）说服欧仁·舒莱尔把新郎录用到家族企业中来。1944年冬，自从密特朗不得不离开战犯秘书处，他身无分文，而他马上要做小帕斯卡尔（三个月后夭折）的父亲了。舒莱尔是位好同志，请密特朗任《您的美容》杂志总编。
密特朗使用费雷德里克·马尔奈的笔名，负责《读者来信》专栏。年轻人当然另具野心。“他想创立一个专业诗歌出版社。”安德烈回忆说，“他曾经迷恋过一位女诗人，他帮她发表了诗。可那本书显然没有获得成功。”
密特朗同其他负责人的合作很快便变得不和谐，但并没有影响他与达勒和贝当古的友谊。1945年夏，贝当古还建议同他一起创立《法国农业报》（Journal de la France agricole），其他支持者还有：《自由巴黎》（Parisien lib巖帲┑拇罄习灏Ｃ桌病ぐ⒛铩⑶安砍ぢ薇炊け嚷『桶驳铝摇た评肌⑶耙樵甭扌さ纤鳌ⅰ段鞑客ㄑ丁罚–ourrier de l誒uest）主管保罗·弗勒里，以及亨利·施维斯古将军等。
1946年伊始，一个从零建构的时代，两位“记者”开始在政治领域跃跃欲试，但与其纸上评论还不如具体实践。6月，密特朗在立法选举中提名做候选人，这次选举是为了选出第二个制宪议会，为了制定第四共和国未来的宪法草案①。密特朗是在塞纳省竞选的，遭到失败。
11月，他又重新来了一次，这一次他在涅夫勒省当选，其竞选纲领完全是右派的。根据某些作者的描述，这位新议员兜里揣着欧莱雅的资助金来进行他的第一次竞选。弗朗索瓦·达勒对此消息彻底地辟谣：“没有的事！我只是在后来才帮了他的忙，但是一点儿也不过分。”安德烈·贝当古是不是也对他的朋友那么慷慨大方呢？几乎可以肯定，特别是50年代末，弗朗索瓦·密特朗有一段（很短）的空闲时间。谁也没法证明，但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管怎么样，新当选的议员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1947年1月，他得到了第一份部长职务，即在保罗·拉马迪埃政府里的战争期间伤亡老战士部。密特朗在他的职位上得心应手，赶紧把玫瑰花徽章别在他的抵抗运动老战友身上。贝当古当时还是利勒博讷选区年轻的省议员，此后将步他的朋友（以及他父亲）的后尘。
投桃报李的辩证法轮在1954年以全速运转，当安德烈·贝当古被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召入他的内阁时，我们还记得，密特朗是组成这个政府的主要操作人之一。作为国会主席信息处的国务秘书，贝当古尽力讨好他的“兄长”。他任命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UDSR）的成员让·马兰作为法新社（AFP）的总社长；“104号”的朋友们也没落下，法新社记者雅克·马罗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助一臂之力的努力仍未结束，友情的见证还可以以别的方式实现。1962年，密特朗以反对党的面目出现，作为莫尔旺地区的人，虽然他在11月的立法选举中当选，仍被国立电台及电视视为“贱民”，而“全体新闻界都在以他为讥笑的目标”。当他在波旁宫讲话时，戴高乐派议员们少不得群起而攻之：“法兰克战斧！法兰克战斧！”……吉斯贝尔接着说：“除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安德烈·贝当古，还有从来都是诚实而稳重的反对者亚历山大·桑吉内蒂以外，第五共和国的大多数领导们都大肆羞辱并责骂他……”
我们的右派大富翁静静地坐在国会的板凳上，表现出对这座城市的亲切关怀。他聘用了弗朗索瓦的侄子，即罗贝尔（哥哥）和埃迪特（嫂子）的儿子让-加布里埃尔·密特朗作为薇姿公司（Vichy）广告部负责人（1964），后又任命他为欧莱雅国际广告部主任（1967），最后干脆把兰蔻交给了他（1970），还让他负责新库里亚艺术品商店出版部（1975～1987）。
这么多年的相互帮衬不但没有减弱两人的政治野心，而且两人在各自的阵营里继续作战，最有说明意义的就是1968年5月30日的全国大游行。
巴黎，在戴高乐拥护者的号召下，100万人从协和广场一直游行到凯旋门星形广场。第二天，《世界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香榭丽舍大街变成了蓝白红的海洋”。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安德烈·贝当古代表独立共和党走在其他部长旁边（有雷蒙·马塞兰和让·沙芒）。当人们喊起这样的口号“密特朗，即失败……”“密特朗，滚下台……”“密特朗，挨枪子儿……”时，贝当古在想什么？走过巴黎一个最有名的咖啡馆，甚至米歇尔·德勃雷—通常情况下最拘谨的人，都情不自禁有节奏地高叫着：“密特朗，进丽都！”
那时对贝当古来说可能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密特朗对记者米莎尔·科塔说：“今天我是法国最痛恨之人，这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机会。看吧，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耐心等待，耐心等待……1981年，我们的两个主人翁可以说交换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安德烈·贝当古进入了反对党的角色，而他的朋友则尝到了万人之上的美妙滋味。可他上台实施的第一批政策可不那么让他的朋友高兴，不高兴得很！在“左派人民”最得意的措施里，有一条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即对大宗财富的征税政策。安德烈还跑去对爱丽舍宫的主人理论，因为“这项税收对我们来说真是场灾难，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才去找他解释。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场面！据说总统回答道：“我们再商议吧。不过说真的，你和利利亚娜，你们可到不了饿死的地步……”
法国最富有的男人并不因此便对他的友人怀恨在心。“需要忍气吞声的时候，那我就要忍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友情是第一位的。”而且他马上就做给他看。1984年2月1日（也即1962年事件的现代翻版）反对党议员阿兰·马德兰和雅克·杜蓬对总统在抵抗运动时期的行为提出疑问。第二天，作为总理助理与国会联系的负责人安德烈·拉巴莱尔请他们就此进行解释。下面是国会报告的节选：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们希望提出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问题……他在二战一开始便以出版者的身份出现……”（社会党与共产党席位发出高声惊呼）
雷蒙·福尔尼先生：“这根本不可能！”
阿兰·马德兰先生：“而且他还是一本叫做《您的美容》杂志的主编。”（社会党与共产党席位又发出抗议声）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简直不可思议！”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请历史学家进行调查……”（新一轮抗议……）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这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阿兰·马德兰先生：“……谁当时是这份杂志的主人？”
好了，这下不仅密特朗受到指责，连欧仁·舒莱尔也牵连了进去。他的朋友和朋友的岳父！参议院议员安德烈·贝当古和其他几个人物，如德·贝努维尔将军和帕西上校，两人都是解放运动的战士，还有原部长菲利普·德沙尔特，甚至社会与经济委员会成员乔治·博尚，立即写出了一份声明支持密特朗：“对上次议会中关于指责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一切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词，我们在此表示绝不赞同。”他还指出：“这种卑劣的攻击……对法国的名誉是极其有害的。”
几天之后，2月14日，两个朋友在索恩-卢瓦尔省的克吕尼会面，为了纪念1944年2月14日的大逮捕，并纪念1943年春抵抗战士贝尔蒂·阿尔布莱什躲在达尼埃尔·密特朗在克吕尼的父母家，最后被敌人斩首，也可能被绞死（没有人清楚事情的具体经过）的惨剧。大多数在支持密特朗宣言上签了字的人都到场了。安德烈·贝当古已经有40年没到克吕尼来了！在危难面前，他们知道怎样手挽手团结起来。
在爱丽舍宫两届7年总统的任期内，密特朗曾向作为前部长及资本家的好友表示过他的好几次亲切关怀。
第一次是1986年3月，雅克·希拉克组成了第一个两党共同执政内阁。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顶峰时机到来了。3月16日星期日，贝当古自荐出面与新总理进行接触，但没成功。最后是爱德华·巴拉迪尔承担了这一角色。18日的晚上，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为了外交部长的任命进行磋商，希拉克提名吉斯卡尔，密特朗拒绝；密特朗提名沙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还提名了贝当古！双方的讨价还价第二天通过巴拉迪尔和爱丽舍宫秘书长让-路易·比安科继续进行。结果，正如我们所知，是让-贝尔纳·雷蒙中了头彩。
在参议院，几个月以后，确切说是12月1日，在审查外交事务的财政时，贝当古上了讲台。他强调历史学家承认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功劳和荣誉”，因为他“顶住了一切成见，极力主张成立大西洋联盟、建设欧洲以及同一切法国海外的朋友建立友好联系”。这就叫做投之以桃，还之以李……
第二个来自爱丽舍宫的关怀：1988～1993年间是密特朗的光荣时期，总统的另一个心腹罗兰·迪马是密特朗外交事务执行官，他好几次为安德烈·贝当古推荐大使的职务。后者这样评论：“自从1981年以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友情十分珍惜，尤其体贴所有他很留恋的人。”对此，我们没法比他说得更准确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贤下士”是针对欧莱雅的主人。那是90年代初安德烈·贝当古和弗朗索瓦·达勒与弗里德曼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所有对此事件有利的东西都被窒息了，用的是棉里藏针术。”今天，让·弗里德曼的律师之一威廉·哥尔德纳岱尔先生这样总结说。总统的两位参谋夏尔·扎尔茨曼和于贝尔·韦德里纳的确是插了一手以便把事件大事化小。他们成功了，因为此事从来没有上过法庭。这段时期，爱丽舍宫提出了一个协商性的议案，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让-路易·比斯穆什负责，并取得了各犹太组织的
认可。
过了几年，1995年2月，让·弗里德曼提交给《快报》记者伊夫·斯塔维里岱斯一份材料，试图诠释这出持续了5年的心理悲剧。这位以色列商人还找了扎尔茨曼听取他的意见，两人关系很熟。
“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跟法国犹太机构代理委员会（CRIF）的负责人让·卡恩谈了此事，他向我建议：第一，要一份总统的公开意见，以便把这件抵制事件公之于众；第二，他负责提交一份欧洲法规。”
“后来呢？”
“我把这一切建议都记在记事本上，交给了扎尔茨曼，他要我等一刻钟。他回来时对我说，‘没有问题。’”
“您见到总统本人了吗？”
“没有，可是除了总统以外，谁能对上面写了‘我以总统名义保证’这句话的记事本说没有问题？”
转眼到了1995年5月17日，这是总统权力移交给雅克·希拉克的日子。在此之前，总统还经常在爱丽舍宫接见他的老朋友。安德烈·贝当古属于“上帝”愿意经常召见的人之列。这是“密特朗集团”中的一个见证人所说的，这个集团与世隔绝，他们跟密特朗讲话可不像世人那样拐弯抹角。法国最富有的夫妇还好几次应邀与外国首脑会见……
1996年1月8日，弗朗索瓦与安德烈的友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