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安德烈·贝当古十分幸福，他的政治生涯十分顺利。而且他还恋爱了，和他认识了好几年的未婚妻利利亚娜·舒莱尔结婚，她是欧仁的独生女。毫无疑问，都是“个很不错的对象”。
还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就曾遇见过。20世纪30年代末，当安德烈还是天主教农民青年会员时，他见过企业家舒莱尔。1938年一位记者朋友对他说：“有个人你一定得认识，他真了不起……你们最好在一起吃顿晚餐。”
“就这样，我在叙榭大道他的私邸结识了欧莱雅的这位创始人，也见到了他的女儿利利亚娜……”安德烈·贝当古回忆道。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两个年轻人才决定结婚。在1947～1948年间，他们曾在瑞士山里的莱森住过，两人都来养病①。当时瑞士的这个地方还没有因滑雪胜地而出名，只是以结核病疗养院闻名。它的外观是座很高级的楼阁式饭店，共有7层，加上它富丽的金属栏杆，所有的图案都不一样，负责人是爱德华·阿尔诺尔德医生。可这地方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因为安德烈的母亲1924年正是在莱森去世的。
利利亚娜·亨丽埃特·夏洛特·贝茜—欧莱雅未来的继承人，与安德烈·马里·约瑟夫—出身名门的年轻人于1950年6月8日17点30分在滨海阿尔卑斯省的瓦洛里斯市政府举行了婚礼。在5月26日，夫妻财产合同在巴黎雅克·法图律师家签字。安德烈的哥哥雅克院长主持了婚礼，他是乘飞机同新娘的父亲一起赶来的。婚礼是在最亲近的家人中举行的，因为年轻夫妻还处在病后休养期，而且家族里也没有邀请很多人列席的习惯。
“结婚给我一种极为可怕的印象。”利利亚娜·贝当古后来承认，“一定得找对自己的那一半才行。我们去选择结婚戒指时，我说，‘千万不要太紧。’结婚真的很需要智慧，我愿意静下心来过家庭生活，但我不要人家强迫我做什么事情。我讨厌所有的结婚程序，什么你承诺……所有这些话都把你限制在了一个角色的框框里。”
然而，这时的安德烈很幸福。他于1947年2月2日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像他父亲一样，他代表诺曼底地区的利勒博讷选区。维克托·贝当古于1946年12月12日去世，只三个星期之后，安德烈就代替他去参加选举了！这只是第一步。1951年，在勒阿弗尔市长的推动之下，儿子在他父亲1910年没成功的地方取得了胜利，作为滨海塞纳省的议员，他进入了国会。
这是一个漫长政治生涯的开端。现在算来，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总共获得过30多次选举成功！在市政议会，在市政府，在省议会，在区议会，在国民议会乃至参议院，这还没有算他在各地担任过各种主席，比如他曾在塞纳河-诺曼底流域委员会任主席。这个政治生涯把他领进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内阁，又相继进入乔治·蓬皮杜、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雅克·沙邦-戴尔马斯和皮埃尔·梅斯梅尔的政府。
尽管不承担最重要的角色，比如内政部部长或财政部部长—马蒂尼翁总理府的跳板，但安德烈在1966～1973年之间几乎没有停止担任各种部长之职，实际上他是第五共和国里一个重要的角色。1995年安德烈才放弃了最后一届任职，当时他是参议员，已在卢森堡宫廷里任职近20年。
安德烈在政治舞台上一直都以右派面貌出现，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第一届委任是在第四共和国，他是以“独立党人”身份获得的。他觉得自己属于戴高乐运动中的保卫新共和联盟（RPF）。他对这位将军及其支持者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想改换制度。能代表安德烈的右派思想的是全国独立者与农民联合会（CNIP），它更加传统，自由，保守。这是圣沙蒙生产皮革商品的小企业家安托尼·比奈的组织，他也是外省的名人。
然而1962年，他像许多独立者（德·布罗伊、沙芒、马塞兰、亚基诺，以及吉斯卡尔）一样，归属了戴高乐将军，有些人加入了共和民主联盟，而他更愿随大流跟随独立共和党。这一年，36个赞成第五共和国的议员创立了一个“研究与联合中心”，就是1966年6月成立的独立共和联盟（FNRI）的前身。
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安德烈·贝当古在政党以外对朋友表现得十分忠诚，并尊敬那些信任他的人。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交往就是如此，还有乔治·蓬皮杜，甚至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然而他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的关系永远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还是回来讲讲1951年6月17日新当选的年轻议员，当时安德烈才32岁。他在工作中受到一些限制，而且感觉工作好像不怎么有趣！看看他于1972年向一位瑞士记者说的话：“人们无法想像什么叫做‘议员’。人们以为在汽车上披上一条绶带是件多么美好的事。然而，（这项工作）非常累人。”安德烈·贝当古强调他既没有学过司法问题，也没有兴趣去学，然后说：“在巴黎的议会生活很辛
苦……我们从来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接受做这种工作的人是圣人，他们甘愿放弃……他们的家庭
生活。”
工作中，新当选的议员一丝不苟地完成他的工作。“以他所处的条件，他从来没有想到要逃避我们其他人所称的‘共和国圣职’。”一位国会议员这样说。常设选民接待处，授奖章，设牲口集市，参加开幕式，参加官方旅行，参加宴会，做演讲，还得跟各种阶层的人握手。通常利利亚娜会陪伴他，人们看见了这位名人如何为他的小镇作出贡献，他所有的家人，也包括女儿和女婿，都去投票。在巴黎，这位议员无论是在国会半圆形会场还是他所属的党内会议上，都十分勤奋。
但是真正令他振奋的是他的部长生涯。他说：“如果在政府里工作，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觉得那才真正与国家的命脉相连……为自己作决定，提出建议……真的，这才是真正有乐趣的生活，在国会里经过了这么多的烦恼以后，这是最好的回报！”雄心勃勃的贝当古任部长的时候还有幸尝到了它的甜头，他当时才35岁！然而矛盾的是，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却是左派和非宗教人士。
1954年6月，议会新任主席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把他叫到身边。为什么是他？因为孟戴斯这位厄尔省议员也是诺曼底大区议员。
然而，孟戴斯·弗朗斯，这位政府官员的从政“经验”无疑是第四共和国最丰富的一个，却属于左翼里面的激进党。“不可知论者，原籍犹太人……（他）没有一点可以讨好天主教众人的东西……当然了，他不再是共济会会员，也不再支持任何反教会行为……他并不掩饰他的非宗教倾向，而且是绝对世俗……”
那又怎样呢？毫无疑问，安德烈·贝当古的位置得益于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这位“国会动物学家玩弄起权术来简直无人可比”，让·拉古蒂尔这么说。6月17日到18日夜里，孟戴斯在他未来的内政部长埃德加·福尔（未来政府的第二把手）的帮助下，安排了各部部长，当时经济部长也在场。贝当古回忆道：“我记得，那天很晚了，我们得知孟戴斯·弗朗斯主席要求重新组阁。我大概在夜里12点或凌晨1点收到秘书传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说他想见
我……我当然很高兴……”
让·拉古蒂尔所描述的过程有点不一样：“每次就任命达成一致，莱奥娜·乔治-皮戈负责把一个卷宗递给被任命的人。6月18日晚上，在国会的走廊里，我们可以说这位高个子姑娘天真的眼神与坚定的脚步，来来回回都受到特别的关注……
‘您就是贝当古先生吧？’
‘啊，小姐，您可能搞错了……’
‘没错。部长先生……’
没办法，他只好红着脸拆开信封。”
安德烈·贝当古拒绝过两次任命。第一次是卫生部部长，当时是怕同他自己的公司欧莱雅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然后是外交国务秘书，因为觉得自己难以胜任。第三次提议他才同意：国会主席秘书，负责信息服务的行动协调。
协调？20世纪50年代，国家仍然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至少在视听传媒方面，主要是电台。“主席本人都关心每天的头条新闻。”在他的要求之下，“安德烈·贝当古必须接触乌拉第米尔·波尔谢（1945～1956年法国电台台长），以便找到他们的记者尽快改正他们报道中的错误。”
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
可惜孟戴斯·弗朗斯的尝试只是昙花一现（才不到8个月）。贝当古回到议会中的多数派身边，同大家一起投票表决国事。只有一件事令他不舒服，即苏伊士运河战争。“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次投票。”1972年他这样说。这次投票表现了朋友之间的团结：“我被友情所困，比如同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但是除了这个小插曲以外，贝当古议员还是耐心地渡过了他的艰难。他必须再等11年才能再次体验部长级的权力和豪华的滋味。
1966年1月，他被召到蓬皮杜的第三次内阁中。在此之前，他为自己的命运使了儿点劲，不想把日子一年年地在议会里混过去，政府一届届地换……他找到了他的朋友，莫尔比昂省独立党议员雷蒙德·马塞兰，当时是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部长！好消息马上就来了。乔治·蓬皮杜在给他的便条上简短地写道：“我知道您会接受进入政府工作，我很高兴。”
这份工作：交通部国务秘书，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新上任的部长得面对一系列严重的罢工运动。他先在外交事务秘书处过渡了一下，在伊朗和阿富汗问题上他少不得出了一身冷汗（以后会看到），在电讯部任部长，虽时间不长，他又不得不在各种社会运动中挑起重任。身处1968年的“五月风暴”运动当中，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安德烈·贝当古在内心深处是“戴高乐式强硬政权的保守
人物”。
学生们回到了大学校园，工人们回到工厂，他则被任命在工业部（1968年7月）就职。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总理这样要求他：“您是属于工业部门的，现在你需要在企业主中间重新建立起威信，而您很了解工业界。”有一则小故事，说的是在国会安德烈·贝当古回答一位罗讷省议员皮埃尔-贝尔纳·古斯特（属于共和民主联盟）写的问题，让他证明1945年雷诺汽车公司国企身份的合法性：“（雷诺）有可能改良，但是一切可能的变化……都必须在非常谨慎的条件下进行。”又说：“……自从国有化以来，雷诺国营企业已经占据了法国制造和出口汽车的领先地位。”蓬皮杜的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理论仍然有效……
他的部长生涯在范围上大大拓宽了，继而他又回到了外交事务部门（在部长头衔以下为部长代理，当时的部长为莫里斯·舒曼），中间他还管理过三个月的文化事务（在德·爱德蒙·米舍莱去世后）。不同职务总带来不同的烦恼……
但是所有这些烦心事加起来也抵不过本地人对这位议员的攻击，比方说在各种选举活动引发的事件中。我们就来谈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有一天，一支愤怒的农业特遣队跑到阿古艾斯特，在他漂亮的游泳池里卸了一车土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最富有的男人总是成为反对党的靶子，也就是说他所在的选区反对势力最大的共产党。“至少说，他们没想着替他省钱。”鲁昂省议会主席夏尔·勒维回忆说，他也是贝当古的“继任者”，农民出身。
到了1958年11月的立法选举，他的对手阿尔贝·迪哥努瓦（现已去世，是“勒阿弗尔港口的工人，副市长”）的宣传册上顺便提起来他们党兴旺时的口号：“富人有能力而且应该出钱……贝当古，就是生产梦皂、O誄ap、欧莱雅、Imedia染发水的舒莱尔的女婿，他是好多继承这一大笔遗产的人之一……”1969年10月，《周日人道报》（L誋umanit?Dimanche）把他历次在政府中“非计划副部长”的职位列了出来，然后又哪壶不开提哪壶：“鉴于家族的庞大资产，政府总给贝当古先生留着一张折叠椅。”法国共产党还兴致勃勃地玩起文字游戏来：“贝当古先生在放了梦皂的滑板上滑进浴缸，如果没被淹死的话，他可能还会在里面欧哉莱哉地享着雅福……”
1966年，法国共产党居然在政治方面提了些聪明的问题：“一个如此坚定的独立党人如何又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戴高乐派人士？仅凭他独一无二的称号在将军和蓬皮杜眼里就足够了，即他……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这个名头足以让他入选，哪怕是抛弃他的小伙伴儿吉斯卡尔也在所不惜。”
其他可以让人拿来当靶子的说法还有：贝当古是“大资本利益的维护者”。1962年11月立法选举时，穷追不舍的迪哥努瓦批评“贝当古是大企业主的代表，（他）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更不用提非宗教人士了”。1966年法国共产党又指着他鼻子说他是“托拉斯们的头领”，说他在“船商和老板的宴会上卖弄自己”。1969年，共产党还揭发他“与垄断者的关系”。
总之，贝当古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难道真的像他父亲一样吗？1910年，维克托·贝当古已经受尽来自对立面的恶毒攻击，他的儿子皮埃尔曾谈到过这一点。当时维克托·贝当古刚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在此之前还有过一次小车祸。下面是他的对手在地区报纸上的报道：“上星期一，大约下午5点钟，在老港口……伯蒂维尔街上发生了一起车祸……维克托·贝当古先生和他的几个家人乘车去散步，当时……有一匹马撞了过来，汽车边梁被撞坏了，车顶也掀了起来……那辆汽车好像由维克托先生本人驾驶。假如他被选为议员，如果他像如此开车一样去管理国家事务，那还不知他把这个国家弄成什么样子……”
不过，安德烈·贝当古这个大富翁也时不时提供点儿口实给这些硬要鞭笞他的人！1967年，在新年致辞中，他在给他的行政管理人员的信中写道：“我真诚地为那些下层人感到难过：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某些富人仗势欺压穷人，这对他们来说就更不公平了。”这位议员真是不弄出点名堂不罢休，没人像他这么笨拙。“脸皮真厚！”《周日人道报》气愤地指责……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处，政治人物的生涯肯定会有些辉煌的时刻。比如1968年5月，首都当时正动荡不安，安德烈和利利亚娜·贝当古则陪同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夫人克劳德在伊朗和阿富汗做官方旅行。“我们到了喀布尔，接到来自巴黎的坏消息时我们正在巴米安峡谷。这一天我们很不开心，因为总理一直忧心忡忡。”这是当时身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安德烈的回忆。
事实上，消息来得很晚，令人担忧……像是阿富汗山峦周围变幻莫测的云雾。贝当古继续描述说：“因此我们只好返回，汽车上有司机，蓬皮杜夫妇，我和我太太。时间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用了好长时间才到达喀布尔。这可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远行……”
1970年到中国的旅行也十分著名。1964年，当法兰西共和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安德烈·贝当古正好在北京。6年之后，他作为负责这一计划的部长，是法国政府第一位去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人物。那是一个光荣的时刻。这一次，利利亚娜也在，她在照片的最中央。“以她的丰韵与修养，她在她丈夫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有点儿像杰奎琳·肯尼迪。”现任欧莱雅总裁林塞·欧文中十分自豪地向我们说了这番话。安德烈的哥哥幽默地描述了这次“中国皇宫”里的故事：“当（毛泽东主席）得知贝当古夫人也在时，便让人去请她。坐了一段时间，利利亚娜认为会面的时间够长了，便起身准备离去。毛泽东主席用大拇指向下示意她再坐一会儿。”
1973年12月，又是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蓬皮杜总统委任安德烈为诺曼底议员，当时他已经不担任任何政治职位，代表法国参加以色列总理本·古理安的葬礼。这位使者后来把这趟旅行讲给了他哥哥：“上周日，我在格朗田参加村里和睦节的30周年纪念日，举行过大弥撒后，要在市政府举行酒会。从教堂出来，有人通知我说法国外交部来电找我……”然后安德烈马上启程去特拉维夫，他的飞机将于下午4点在巴黎奥利机场起飞。路上覆盖着白雪，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带往勒阿弗尔，在那儿，有架从巴黎特意飞来的超音速20飞机来迎接他。在奥利机场高级候机室里，他太太和女儿给他带来了一套黑色礼服和一切日用品。“您好”、“再见”：飞机可不等人，晚上他就见到了法国驻以色列大使。终于松了口气，第二天两人一起出发去耶路撒冷。
来看看安德烈·贝当古是怎么描写的：“本·古理安的棺椁停放在克奈赛大厦前的空地上，仪式举行得十分简朴而庄严。犹太教主持者穿着军队的制服做了简短演讲，其中只有一位戴着圆顶帽，留着大胡子。犹太史诗美丽的一章。梅尔夫人也在，还有达扬将军……四架直升飞机负责运送50人，我们就这样跟随棺椁离开，去了内盖夫，本·古理安将在他的基布兹农场下葬……”
返回途中，我们的特派员安德烈还经历了一次外交事件：“葬礼一结束……我就不是官方人员了，在直升飞机上大家都混坐在一起。我身旁坐着一位戴圆帽肥胖的男人，我想让他稍微往边上挪一挪……可他装听不懂。下飞机时，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听见您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您是谁？是法国人吗？’
‘是，贝当古，我代表法国。’
‘贝当古，’他说，‘我不认识，但这名字在法国历史上是有名的。我是内政部长……’”
然后他在信的末尾不合时宜地写道：“你猜得出我可是想让这家伙尝点苦头的，哪怕以后找个机会也比沉默强。”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我们的前部长安德烈趁这次短暂的旅行去圣城参观了一下，是匿名去的。法国并未承认这一著名景点为犹太城市，因此议员的来访一定不能惊动媒体。结果他惊叹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还做了番哲学思考：“我们所有的基督教，我们所有的文明都从这里起步……所以，基督确实是来过此地并在这里死去的。我像圣徒托马斯一样，好像看见了他外套的一角。”
第二天，他乘汽车去了恺撒城遗迹，他曾同利利亚娜一起来过。这回他失望了：港口大堤大部分的漂亮石头上被涂了一层水泥。幸亏还有圣让阿克港口，有古老的十字军骑士的大城堡令他心满意足，“尽管这些阿拉伯人很贫穷，甚至比非洲还要贫穷。”
政治生涯也使他结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莫里斯·舒曼。当这位原北部省议员、法兰西院士在参议院发言时，总是看看安德烈·贝当古是不是在场，贝当古知道舒曼讲话时总要提到他。
这也是与其他特殊人物交往的机会，比如孟戴斯、戴高乐、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帮助我了解这个世界，走上政治道路。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道路如此不同……我才在这些年中获得了绝无仅有的好时光。”1988年11月30日安德烈·贝当古进入法兰西学院时这样解释。同一天，他还说道：“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同我关系最好，并值得我报以崇高敬意，毫无疑问……那就是乔治·蓬皮杜。”
蓬皮杜和他夫人克劳德肯定是贝当古夫妇最要好的政治人物。蓬皮杜是吉斯卡尔阵营里的人，诺曼底议员对他忠心耿耿。为此，1967年夏，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以“单独练习”为由同戴高乐阵营的人疏远时，三位蓬皮杜政府里的“独立共和党”部长—雷蒙·马塞兰、让·沙芒和安德烈·贝当古便马上发表了一份公报，他们再次表明“听命于戴高乐将军的政策，并宣布完全支持政府的一切行动”。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于1969年4月再一次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就是戴高乐将军在宣布著名的公民投票决定之后。而吉斯卡尔（又是他）在沙马里埃他所在的市政府，用一种极其浅显易懂的语言宣称（或许还需要注释）：“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惟一问题的人们只需对全部的法律草案投赞成票。至于我，我只能既遗憾又肯定地说，‘我投反对票。’”安德烈·贝当古在《世界报》上评论说：“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悲痛……吉斯卡尔·德·埃斯坦先生的（上述）决定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为反对党……”
直到今天，我们的前部长仍属于那一小帮忠诚于蓬皮杜的人士之一。每年4月2日乔治·蓬皮杜的忌辰，他们都在岛上圣路易教堂里举行纪念活动。自从蓬皮杜1974年去世以后，贝当古夫妇把阿古艾斯特庄园每年15天的任意使用权交给克劳德及她儿子。不管怎么说，阿兰·蓬皮杜也是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的支柱之一。
如果说乔治·蓬皮杜在安德烈·贝当古身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说在安德烈与雅克·希拉克之间也存有某种友情关系。1995年的总统大选时，“他处于绝对的左右为难之中，”一位议员这样解释说，“在他自己所处的党派正式推举的爱德华·巴拉迪尔和他自然要投票的人雅克·希拉克之间举棋不定。”
为了让他的生意持久不衰，欧仁·舒莱尔曾经一再重复地说，交朋友应该“坚持不懈地交君子、君子、君子”！在政治上，他的女婿似乎也是更加重视私人关系而非政党。特别是在他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合作关系上更是表露无遗，他们之间有着50多年的私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