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类似，在对萨莱诺的进攻上，艾克写道：“盟军司令部里也不时有人就是否应该继续进攻提出疑问。我认为这个行动的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从航渡船只已不够使用这一情况看……我们也应该继续进攻。我把这个命令下达给盟军联合参谋部。”
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12月10日写过一张便条，这个便条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决策形成过程的认识。便条的内容是：“这些年来，我在学习许多东西：一，等待别人拿出东西来是指挥官所不得不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二，现代陆、海、空军的高级指挥岗位要求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和条理清楚、有分析能力的头脑，要在高级岗位取得成功，绝对需要具备这两项素质。处在关键位置上的人必须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即具有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他必须能够夜以继日地忍受失望、打击和下属对他的怀疑，并强迫他们去完成他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坏的决策也比没有决策好
我认为最差的领导是拿不出决策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说，最差劲儿的领导只会为问题发愁，但不会解决问题。即使一个错误的决策也会在机构里引起一系列反应，慢慢地机构本身的运转就会把一个差劲儿的决策变成一个好的决策。但如果什么决策也没有，整个机构只好坐在那儿等待。
领导人由于他所处的独特位置，很多时候不得不面临突发危机的挑战。危机降临时，领导人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恰当地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
我曾问鲍威尔将军，在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哪个决策是最重要的？他回答说，让他记忆最深的不是“沙漠风暴”行动，因为这场危机是逐步演变的，当它最终变成战争时已不那么突然了，“我们知道最终要打一仗”。
鲍威尔说巴拿马危机是个紧迫得多因而艰巨得多的决策问题，“它是如此突然，在12小时之内，我们从平静的周末转到做出入侵一个国家的决策”，鲍威尔将军回忆道。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鲍威尔正坐在书房里，突然接到汤姆•凯利的电话。后者向鲍威尔汇报说：“我们碰到了麻烦。诺列加的巴拿马国防军向在巴拿马境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开枪，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枪杀。”不久他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当天4名军官着便服驾车进巴拿马市赴晚宴时，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附近撞上一个路障。那天是巴拿马每年一度的武装部队日，有很多巴拿马国防军军人在饮酒狂欢。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马士兵试图把这些美国人拉下车，司机开足马力想逃走。这些巴拿马国防军就开了枪，海军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斯被击中，不多时便死亡了。随着夜幕降临，情况越来越糟。目睹这次射击的海军上尉亚当•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马国防军扣留，并押往警察局受审。柯蒂斯遭到毒打和处死的威胁。柯蒂斯夫人被强迫站在一面墙壁前，遭巴拿马士兵调戏，被惊吓得昏倒在地。
面对这个始料不及的外交事件，鲍威尔随即将上述所有情况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做了报告，讨论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切尼向白宫报告了这件事，确定在次日早晨与布什总统开会研究。
12月17日，星期天早上，鲍威尔首先去五角大楼与瑟曼核实星期六的事件。鲍威尔认为，尽管美国军官开车出错并撞上了路障，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仍是不可饶恕的，开枪射击标志着对美军抱越来越敌视的态度。他询问瑟曼早先拟订的针对诺列加政府的“蓝色调羹”计划进行得怎么样，瑟曼回答说已经进行了演习，可以付诸实施。鲍威尔打电话给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行动准备，然后去切尼办公室参加上午10时的会议。与会的有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皮特•威廉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比尔•普莱斯。大家仔细研究了各种方案，到切尼宣布会议结束的时候，沃尔福威茨和普莱斯还不能确定是否有“确凿证据”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事干预。会后，切尼留下鲍威尔单独征求他的意见，鲍威尔认为“应当进行干预，保护美国公民，何况诺列加不是一个合法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罪犯，他正受到起诉”。
鲍威尔告诉切尼，在与参谋长们研究以后，他再提出最后建议。
鲍威尔将军在联合参谋部召集会议，与会的人员有：陆军负责人卡尔•沃诺、空军负责人拉里伟尔奇、海军负责人卡尔•特罗斯特和海军陆战队负责人艾尔•格雷。鲍威尔的主张是不能饶恕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经过讨论，联合参谋部一致通过了美军南方总部司令马克斯•特鲁曼将军提出的“蓝色调羹”计划，决定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军政权，恢复巴拿马的民选政权。
1989年12月7日，星期日下午，鲍威尔来到白宫，在总统书房里向布什汇报了有关情况。同去的还有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国务卿吉姆•贝克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鲍威尔回忆说：“我从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谈起，我们将消灭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得手，在民选政府和新的国家警备部队组建起来之前占领巴拿马。由于这一计划不只是要‘干掉’诺列加，我要确信总统了解这一点及其所包含的所有意义。”
布什总统就像酒吧里的顾客在观看吵架一样端坐在那里，而他的顾问们在激烈争论。斯考克罗夫特说话带刺，他不想让总统对前景过于乐观，他说“将会有伤亡，要死人”。总统点头同意这一观点，让大家继续争论。
吉姆•贝克认为有义务进行干预，美国养兵就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国务院早先曾敦促过要进行干预。鲍威尔阐明了美国采取行动的理由——诺列加是毒品贩子，杀害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威胁美国使用运河的权力，蔑视民主。
斯考克罗夫特不断向鲍威尔提出尖锐的问题：“要是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捉到诺列加，怎么办？”鲍威尔说：“这是可能的，因为美国人不知道他的去向。”斯考克罗夫特反复地谈伤亡问题，他要知道伤亡的人数。布什总统也询问可能的伤亡人数。至于人数，鲍威尔认为自己不可能说出具体数字。他认为，军人和老百姓都会有伤亡，大批的建筑物会被毁坏。他预期会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初始阶段。
顾问们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争论开始偏移所要讨论的决策。不过在听了每个人的意见后，布什按着椅子扶手站起来说：“好，我们干吧，就这么定了。”
回到五角大楼后，鲍威尔即打电话给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并再一次向参谋长们通气。进攻发起日定于12月20日，攻击开始时间为1点。
在指挥岗位上总是很孤独，而最孤独的时候就是在需要进行关键的高层决策的时候，这种决策事关生死、成败和胜负。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责任，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种责任，而能胜任这一责任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进行决策是领导职责的一部分，在战争时期如果某个将军不具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不可能长期处于高级指挥岗位。将军们也是人，也要像普通人一样受到心理压力的影响。他们的错误往往要付出生死和毁灭的代价，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对此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