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并不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样。1939年，罗斯福总统决定挑选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并破格晋升为四星上将。马歇尔接受了这项任命，但同时表示他不当“好好先生”。马歇尔回忆说：“总统在书房里告诉我这个决定。这次谈话很有意思。我告诉他希望得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而我想说的东西往往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问他‘行吗’，他说‘行’。我说，‘你答应得很痛快，但真这样做的时候可不会那么令人愉快。’”
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因马歇尔将军的坦白直言而解除他的职务，他心里清楚国家面临着难以置信的巨大挑战，他受不了有个凡事只会说“对，对对”的参谋长。
比顺从权威更重要的是坚持原则
追随他人总是比走在前面容易，迎合权威总是比坚持己见更方便，但这样一来，正确的声音就被埋没了。领导人出于自己的使命感，出于对整个组织的利益负责，必须克服“人性的弱点”，保持特立独行，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在克林顿第一次当选总统后，鲍威尔将军与他之间首先出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军队中的同性恋者。“这可能是我整个军事生涯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鲍威尔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完全不同。
还在竞选活动期间，克林顿曾许诺取消在军队服役期间不准搞同性恋的禁令。而鲍威尔认为：“将同性恋者吸收进军队里对军队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有害的，而且会造成很大的不便。比如，如果有些男女异性恋者由于不同的性取向而决意不想非常接近同性恋者，那么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后在同性恋者中又得按性别分别安排？”
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即将入主白宫前，鲍威尔曾和他交流过意见。他说：“……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您听。取消禁令对您来说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将给武装部队造成文化冲击。各军种参谋长和各总部司令都不希望取消，大多数军人也不希望取消，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反对取消禁令。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但在军营和舰艇上那种相互关系密切的生活条件下，隐私如何能行得通呢？”克林顿回答说：“但是我想找到一种办法制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鲍威尔提议克林顿把这个问题往后推一段时间。
入主白宫后不久，克林顿召集国防部和军队代表讨论同性恋的问题。与会的军界代表包括国防部长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鲍威尔，在他们对面坐着的还有副总统阿尔•戈尔、白宫办公厅新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尼、白宫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和总统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在简要介绍了五角大楼当前关心的问题、部队状况、军队水平和国防预算后，会议的主题就落在讨论武装部队中的同性恋问题上了。
“总统先生，”在讨论过程中鲍威尔发言说，“我们知道，在军队里服役的男女同性恋者很有能力，表现得很体面，但是他们的身份未公开。如果允许他们公开那样做，就会引起棘手的隐私权问题。”他建议总统让每个军种参谋长都从自己军种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于是各军种参谋长依次发言，每个人都声明不是仅仅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和维护军队的良好秩序。他们都曾征求本军种各方面——野战指挥官、军士长、士兵、军人配偶和随军牧师的意见，大家都坚决反对取消禁令。只有最后发言的空军参谋长托尼•麦克皮克语调比较缓和，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众口一词地反对总统的建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
在听取完大家的意见后，克林顿总统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气氛相当紧张。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鲍威尔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他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视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在此期间，不要问应募入伍者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难办。如果容易，早有人把它们解决了。”
在以后的两周内，因为反对总统取消关于同性恋者加入军队的做法，鲍威尔经历了公众对他职业生涯的最尖锐的批评。
会后第二天，《纽约时报》对鲍威尔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该报的社论指责他“藐视总统，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程度”。该报的专栏作家阿贝•罗森塔尔撰文说，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科林•鲍威尔永远也当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报纸也对他进行了攻击：《华盛顿邮报》说：“鲍威尔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费城询问报》说：“在所有的人当中，鲍威尔应当是最能理解取消禁令之主张的人”；《亚特兰大宪法报》说：“科林•鲍威尔比任何人都偏执”。大部分批评意见的主旨是，鲍威尔以前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应该改变，道理很简单：因为换了总统。
然而鲍威尔将军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说：“克林顿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知道他不欣赏我的看法，但还是坦诚相告。出于荣誉感我必须这样做。如果他干脆采取发布行政命令取消禁令的办法，我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军方就会毕恭毕敬地说：‘是，先生。’”
9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1月份那天下午鲍威尔与总统讨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简称为“不问不说”。
在接受采访时，鲍威尔回应了人们关于他不忠实于总统的指责。他说，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他现在的观点与他对前任总统说的观点一样。如果总统征求他的意见，那么他的意见肯定与他上个星期对乔治•布什总统说的一样。“好像什么事都冲着我来了……指责我不是一个忠诚的将军，说我在本质上对总统是不忠心的。你可以想像别人这么说你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糟透了。”他认为，要是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因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换人而改变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那才叫不忠诚。“我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的立场反映了我的良心和当时军队的需要。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态度像他们近年来对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态度一样可能发生变化。”
做一个真正会说“不”的人
每当出现分歧时，随着讨论的深入，你都会感到自己肩负着对整个机构的兴衰的责任，必须坚持原则，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是提出最受欢迎的建议。即使你的判断与多数人不一致，甚至与你的顶头上司本人的意见也不一致。另一方面，必须深思熟虑，确保自己提出的建议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