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鲍威尔规定他的参谋人员不得准备任何敷衍塞责的“臭虫”信件要他签字。“臭虫”这一用词原出于一则有关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典故。有一天，一名乘客在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里被一只臭虫咬了，他写信给铁路公司董事长表示抗议。该铁路公司董事长马上回了一封道歉信，申明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请这位乘客放心，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这位乘客读着来信，心里很高兴，不料这时又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由董事长草草写给他秘书的小字条，上面写着：“发一封臭虫信给那个混蛋。”
参谋人员可能会接到某个公民表示抱怨的来信，并为参联会主席草拟一封格式化的回信说：“感谢您的关心，但这些事情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对不起，来信投错了单位。”鲍威尔不允许这样做，“我会在这类回信的前头批上：找出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告诉来信人谁能解决。但无论如何不得敷衍塞责搞‘臭虫’信。”
鲍威尔指出，在行政机关里，小事情会产生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一天，精力充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信笺纸署着鲍威尔签名的文件送给了国防部长。“如果您要以参谋长们的名义送出材料，”格雷说，“得我们大家都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从未送给我看。”
“格雷说得对。但是，按照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我是主要军事顾问。在我提出任何建议之前，我无需征得参谋长们的同意，我甚至无需与他们磋商，尽管这样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独立地位的象征物，于是便购置了一摞通栏印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字样的公文纸。我抛掉了旧的公文纸，同时也抛掉了40年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事传统。我不再是参谋长们的综合性意见的传声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进言。信笺头上的一词变动使主席的独立性变得明确而合法了。”
主动“埋葬”过时的体制
任何一种行政体制都是有弊端的，这种弊端首先不是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它的惯性上。按照惯例做事的危险性在于，对程序、惯例的依赖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感觉，即人们认为凡是合乎惯例、遵照程序的都是“合理的”、“对的”，而不相信自己真实的判断。下属由于其级别较低，即使发觉体制的弊病也不敢轻易提出异议，因为他们本能地认为对体制的异议就是对领导人权威的挑战。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领导如果能自觉地替部属除去那无形的“紧箍咒”，时常反省现行体制的弊端，则可以大大释放部属的工作潜力。
戴维•琼斯空军上将曾在1978~1982年任参联会主席。在他任职期间，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琼斯将军靠个人发起的这场“远征”，是二战之后对美国军队结构影响最大的军事改革。克罗、鲍威尔、沙利卡什维利等后来的参联会主席，都从这次改革中受益，整个美军也受益于这次改革。
事实上，琼斯将军很早就开始了对改革参联会这件事的思考。“当我任李梅将军的副官时，第一次与联合参谋部系统打交道。”他对我说，“李梅将军告诉我，作为副官，我的首要责任是学习。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带上我，甚至包括在联合参谋部开会。联合参谋部系统办事程序的繁琐，与战略空军司令部高效快捷的工作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我就觉得要有人采取某些措施改造联合参谋部系统，但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参与这件事。”
在越南服役的一段不长的时间，使琼斯深化了这个念头。当时，他认为联合参谋部系统错误地使用了空中力量，但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越战结束几年后，1974年夏，琼斯将军任空军参谋长。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更多地参与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去，对这个系统的弊病感触也更深了。对此他抱怨说：“我觉得拖拖拉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不得不承认，坐在会议室时我心烦意乱。我是个不错的军人，需要我来这儿时我会来的……但我的心不在这儿。我相信我的同事也有这种感觉，但大家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还没想好应该怎样改革。”
两个特殊的“战争”活动更加证明了变革的必要。琼斯将军说，当他在越南任空军部队副司令时，“我发现联合参谋部系统居然不了解战争是怎么回事。我们至少在同时打6场空中战争：海军飞机在越南北方的空战，空军在越南北方的空战，战略空军的空战，空军在越南南方的空战，越南人的空战，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的空战……
“第二，1980年4月25日，代号为‘鹰爪’的突袭行动流产，失败得极为难堪。这次行动是为了救出被伊朗扣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的人质。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在集结地域只有3架直升机能够作战。”
在任参联会主席的头两年，琼斯将军想改革参联会。最初，他试图在内部与军种参谋长共同推动改革，但很快发现军队不能自己改变自己。他认识到改革的动力必须来自外界：作为军种参谋长，琼斯将军就当过空军参谋长，“阻力首先在于各军种的参谋长。如果一个军种参谋长不能全力以赴地为自己的军种争取利益，那么很快在这个军种内就没人买他的账了。”
琼斯将军清楚，自己的改革计划将会在五角大楼的既定势力范围之间引起一场“热战”，退役及现役的将领都会反对他。他要打乱五角大楼的传统权力布局，他明白“军种情结”不会喜欢这个改革计划，会把他当成叛徒，因为没有一个军种愿意拱手交出属于自己的权力。琼斯将军在领导改革参联会这场“战争”时，谨慎地恪守军事领导者与文职领导者之间的恰当关系。他明确告诉参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他打算“在未来两年推动联合参谋部系统的改革”。布朗部长对此非常热心，表示愿意鼎力相助。
里根当选总统后，国防部长换成了卡斯珀•温伯格。当琼斯将军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温伯格时，“他说准备听听我的具体建议”。在琼斯将军提出具体方案后，温伯格却说他不想触及这个问题，因为许多人都觉得这样改革会把联合参谋部系统搞乱套，对争取更多的国防预算带来不利影响。琼斯将军说，联合参谋部系统已经乱了套，许多国会议员都清楚这点，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反倒有利于争取国防预算。琼斯将军评论说：“尽管每次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温伯格都非常有礼貌，但我一直没能说服他。”
为了改革的成功，琼斯将军意识到作为参联会主席，他应该推动这场改革，特别是他曾有8年时间在联合参谋部工作，40年来没有人在联合参谋部比他干得更长。要是有人说他想建立自己的“王国”，基本没人相信，因为他的参联会主席任期只剩几个月了。他的策略是：让国会推动改革，让媒体介入改革，通过媒体再向国会施加压力，推动国会进行这项改革。琼期将军对媒体说：“在参联会主席任内的最后这几个月里，我将致力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结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坦率地说，我在寻求对改革的支持。我会感激你们所能给予的任何帮助。”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里写道：“军官们是在没有适当的文职领导者提问就什么也不说这一传统下培养起来的。很少有军官会产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想法。”
琼斯将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我知道阻力会非常之大且源源不断，但是如果不在离任前再次触动这个问题，并因此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我离任后将会良心不安。”
琼斯将军提出的建议最后通过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该法案赋予了战区司令官对各军种部队更大的控制权。得以实施。
戈德华特尼格尔斯法案生效后，琼斯将军一手促成的这个法案被称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防立法”，“1949年成立国防部以来最重要的改革……”前国会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后来评价说：“美国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这可能是自1775年大陆国会创立大陆军以来，美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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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僚主义集中制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使执行任务的书面报告比执行任务的实际结果更为重要，从而导致诚实的品质丧失殆尽。对于某些人说来，胡扯的本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巧舌如簧”——成了比出成果的真实本领更为重要的晋升条件。而那些只知道完成任务，从不考虑自己的升迁的实干家，在晋升时往往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