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某个圣人所说，如果每一个的生活故事被真实地叙述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的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的传记亲戚和挚友也许就不会对这一结果过度失望了。我想这个故事至少会为了解我的一部分人感兴趣，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励我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同意我在上文中引述过的那个智者的观点。当然，法官讲述的故事被证明能给他的朋友带来无穷乐趣，并且还能够继续影响到他的家族的后世，使得他们能过上一份美好的生活。并且不仅如此，超出了他的想象地，它被归入最受欢迎的作品。这本书包含了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人而设计。同样的，我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在我的可靠的真实的人民和朋友当中，对那些我可以拥有最彻底的自由与之商谈的人，他们会感到即便是琐屑的事件也不会完全剥夺掉他们的兴趣。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房屋的阁楼里，房屋座落在摩迪（moodi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房子只有一层。（103 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丹佛姆林的平房）正如谚语所说：“具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有好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引起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因为他的机智幽默、他亲切的天性和抑制不住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 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十四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老人的图画：“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老态龙钟。”　　当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你是安德鲁尔?卡内基的孙子！恩，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大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一伙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查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是正确的，我的祖父在五十七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她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我能分解烦恼并且始终高笑着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很可能是从我那快乐地化装逗笑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我以拥有它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它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于此，那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他多少有一点哲人的味道的话，人们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们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在自责。因为那总是残留下来，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　　“仅仅是你自己的责备产生了畏惧。”　　这条座右铭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对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迅捷，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有很多不错的瞌睡。”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 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他们对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他们中最显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青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Register)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当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的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不止一个有名望的在美国的苏格兰人拜访过我，以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是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中，我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当这一恭维来自于一个曾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自治的演讲的格拉斯哥报的记者，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夸奖能使我更加快乐了。那个通讯记者如此写道，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我在讲台上发现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起来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冲出了房间，当过了一伙回来时，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的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的原因。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倾向可遗传学说时刻都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或许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