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的年轻，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他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它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奢华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有一匹小型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遭遇到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妈妈。（17 安德鲁?卡内基的母亲玛格丽特?莫里森，一位慈祥的苏格兰妇女）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其他人是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说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　第一本书的献辞中我讲到这一事实：“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的祖先们，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那里出生时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刺激和形成小孩不同的潜在的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的城堡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的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十一世纪（1070）由保护圣徒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的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所出生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的城堡的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的旁边，而在不远的周围的，则埋葬着许多皇室亲属。当小孩儿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盘踞在港湾往北三英里处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视角转向南面，爱丁堡便出现在视野中，当向北远眺的时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在丹佛姆林孩同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代的那些逝去的权势们。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儿童便能得到优先的发展。从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他吸收进了诗情和浪漫气息；当它放目四望的时候，他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滋润。这些就变成了儿童们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是的。到生活中稍后更迟的阶段，当它遭遇到工作日中严酷的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它们会在其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且给他们以影响，提升他们的思想和妆扮他们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轻触着他们并且点燃内心深处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它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下，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歌力量的影响一定也遍及他们两个。 　　当我的父亲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父亲四或五台纺纱机占据着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苏格兰民居的共同风格。（a12 幼年的卡内基在父亲的纺纱机前）这里正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时候。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查找着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那块他们得到了允诺的土地。　　这时，我记得堂兄乔治?多德（Dod）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丁楼上的非法的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在一座小镇中被包围起来，在同业公会所中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我有如昨天一般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背后窗上的一阵紧急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的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兵士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远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如是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地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便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已经杀死了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国家服务的，因此便也是一种英雄行为。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它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 ，他也不能够容忍，　　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　　千秋万代地把有国家。”　　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作为也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而早就享有盛誉，尽管佩斯利如此宣称。但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