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以至于我最后不得不组织一个夜班组。但当我向上级申请把晚上对线路的调度指挥权交给火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一些困难。事实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时候，我自作主张，任命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个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也是宾夕法尼亚系统内的第一个。　　1860年，在我们回到匹兹堡后，我们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八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对当时的匹兹堡做任何的精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烟雾穿透了任何东西，如果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当拿开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黑色。你洗完脸或者手的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会变得和以前一样脏。烟雾中的黑会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很不舒服。当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地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荷姆武德给我们介绍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带了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必要的时候在家指挥分部的事物。　　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这里阡陌纵横，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荷姆武德战地好几百英亩，这里有美丽的峡谷和森林，还有小溪潺潺。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园子，在我们的房子的周围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母亲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花朵中间，和小鸡在一起乡村生活以及周围的环境都很让她惬意。她爱花，甚至是迷恋。她几乎从不采一朵花，事实上，有一次她还责备我拔掉一颗野草，说“这是绿色的东西呀。”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特性，当我从房间走丛，便打算摘下一朵花来，放到我的纽扣眼上，然后戴着去城里。可是我找不出那一朵是我可以毁坏的。　　我们搬到乡间，这让我们结识了一大群新朋友。这一地区许多有钱人都在这个令人愉悦的乡村里拥有寓所，可以说，这儿是一个贵族区。我这个年轻的经理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的大宅里面参与他们的娱乐活动。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便曾多次举办音乐晚会。在这里，我听到人们谈论我以前从未知晓的事情，因此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我听到他们的谈论时，我应该立即从中学到些什么。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我感到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为了与我一起出游的伙伴，我们一起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行。“亲爱的范迪”则成了我“环游世界”的好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和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图尔特先生后来与我们一起做生意，成了我的合作伙伴，这是使我高兴的事情之一，“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的名门望族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近八旬，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大方，谦和而不失威严，是我迄今有心遇见过的最为博学多识的人。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为慈祥的老妇人，是我所见过或知道的最美丽、最可爱、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和女儿维金斯小姐和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荷姆武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中心。　　它尤其令我高兴，因为我似乎是那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主角是为金斯小姐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记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一次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他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先生在他早年的时候（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大臣。他也以同样轻松的方式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而我似乎接触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而我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丰富头脑，提高个人修养的欲望。　　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唯一引起对立的话题是政治观点。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维尔金斯们是倾向于南方的坚定的民主派。有一次在荷姆武德，在我正要进入休息室的时候，我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