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因为有了丽贝卡?斯图尔特小姐而变得更加愉快。它是司各特先生的外甥女，主要帮他来照顾家务。她十分完美地扮演了我的姐姐的角色，尤其是当司各特先生被派往费城或是其它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常常一起在下午骑车穿越树林。我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在１９０６年重读她写来的信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激。她其实并不比我大多少，但总是显得比我大许多的样子。当然，她比我成熟，扮演起大姐姐的角色也很自然。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姑娘。很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方向差别很大。她的女儿嫁给了苏克塞斯的伯爵，于是在几年后，她便举家迁往国外了。（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９日，我和我的妻子在去年的４月见到了我的姐姐和朋友，她的丈夫现在已经过世了，她住在巴黎，其妹妹和女儿都很好，生活很快乐，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她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呆了三年时间，接着又面临升迁了。在１８５９年他成为了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何去何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过去吗？或者我还是留在阿尔图纳，面对一个新上司？种种想法折磨着我，与司各特先生分别对我来说太过痛苦，为一个替代他的新上司服务我认为也不可能。在那时，我一直认为，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负责。我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他，我是否还会获得提升？　　他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了他家的私人房间，他一般在这里与办公室进行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已成定局，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我饶有兴致地听他渐渐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话题引向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　　“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以为能胜任一切的年龄，我不懂得我不应该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没有想过别人也会认为我现在能胜任安排好的任何工作，更不用说是司各特先生了。当时我还只有24岁，但我那时的榜样是约翰?拉塞尔勋爵，他曾宣称，在第二天就可成为水上舰队的总司令。还有华莱士和布鲁斯。因此我对司各特先生说，“我想我可以。”　　“那好，”他说，“坡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经理）将要被提升到费城的运输不去，我推荐你继任他的职位，他同意给你一个机会，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　　“薪水，”我很生气地说，“难道我在乎薪水吗？我不要薪水，我只要那个职位，能够到你先前的职位，回到匹兹堡分部，这已经够荣耀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兴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并不一定要比现在给我得多。”　　那时，我每个月拿６５美元。　　“你知道，”他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每年的工资是１５００美元，而坡兹先生是１８００美元，我想在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１５００美元汇比较合适一些，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可以拿１８００美元，对此你感到满意吗？”　　“哦，求求你，”我说，“不要跟我提钱！”　　那不仅是雇佣和薪金的问题，在那儿，在那时，我的升迁还未公开。我将有我自己的一个部门。我不用再在来往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的指令上签下“T.A.S”，我现在可以写上“A.C.”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大的荣耀了。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经理的命令发布于1859年12月1日。接着，马上又要准备搬家，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所有诸多有优势，尤其是我们还在郊外一处风光宜人的地方有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周围还有一大片空地，在那里我们可以尽享惬意的乡村生活。但是这一切与回到老朋友、老相识中间，回到即便又脏又乱、烟尘笼罩的匹兹堡相比，其分量便轻如鸿毛了。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将和我一起回到匹兹堡，并且成为了我的秘书。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酷的寒冬。铁路线的建设质量很糟糕，装备的效率低下，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修建在大块的石头上，需要铁铸的跪座加以固定，据我所知，有一个晚上共有47个轨座断裂。因此事故频繁，便不用感到惊讶了。作为部门经理，我在那些日子里必须在夜里用电报指令发车，外出处理所有的事故，要做一切事情。有次一连八天，日以继夜，我都在铁路线上，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故，清除一个又一个障碍物。可能在所有曾担任过这项管理工作的人中，我是最不顾及、体恤下属的一个。也许是靠一种责任感的支撑，我本人从不知疲劳，但我让手下的员工也超负荷的工作，没有细心考虑到他们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我总是在任何时刻都能睡着。晚上，在一节破旧的车厢里抓住时间躺上半个小时便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