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其尔，——卡梅伦喜欢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来苏格兰看我们，当他坐在司马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时，他非常虔敬地脱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过去，他被这峡谷的宏伟所征服了。　　我们的谈话马上转换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上来，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确实亲自做出了努力，并且具备政府所需要的才能的人才能当选。这是洛其尔讲的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在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村的家中。他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来看他。因此，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　　“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成为第二任期的候选人是我爱国所应该做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能够拯救我祖国唯一的人，等等之类的话，而我也开始愚弄自己，相信那么一点点了。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怎样？”　　“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同我讲了一个与你同样的故事。我在奥尔良收到他的信，并且花了十天时间赶到华盛顿。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这样一项决议，飞行员在有暴风雨的时候不要抛弃船只，等等。如果一个州这样做的话，其他各州都会照办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就回哈利斯堡了，准备了这样一份决议并且得以通过。如我预料的，其他各州都相继照办。正如你所知，他赢得了第二任期的选举。”　　“那好，”林肯说，“你现在可以做哪项工作吗？”　　“不，”我说，我和你太亲近了，总统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我的一个朋友参与此项工作。”　　“那好吧，”林肯总统说，“那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　　“我找来了福斯特，”（福斯特是与他同坐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且叫他查找出杰克逊的那些议案，把它们稍作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况，然后它们获得了通过。接下来的结果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形很类似。在我第二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我在晚上去了总统的公众招待会。当我挤进拥挤而宽敞的东厅时，由于林肯很高，因此他越过一大群人认出了我。戴着白色手套的两手握紧，看起来就象羊的两腿。他喊道：‘今天又多了两个，卡梅伦，两个。’他是说，另两个州通过了杰克逊—林肯议案。”　　除开这件事情对政治生活产生的意义不说，相隔28年，同一个人被两个美国总统召见，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询问他的意见，并且运用了同样的计谋，这两个人都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都成功连任。这确实是不同凡响。正如我曾对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所做出的解释一样：“一切都预料到了。”　　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都在西线。但有一次，他去往华盛顿，以及从那里返回，他都在匹兹堡做了停留，为他调往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两次我都在铁路上遇见了他。我带他到匹兹堡一起吃饭，那时候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遇见的权贵之中，他是最貌不惊人的一个。如果让人凭第一印象来挑选杰出人物，肯定最后才跳中他。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他在西线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走进车厢，斯坦顿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当他看到格兰特将军时，他说，“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是格兰特将军，但是有一位肯定不是。”而他指的就是格兰特。（写完这段文字多年后再来读它，我笑了。这段对格兰特确实很刻薄，因为我跟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在战争的那些年月里，战略和将军们的计划被大加议论。当格兰特将军毫不介意地与我谈论这些东西，这令我感到惊讶。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呆过，斯坦顿将军对我也很熟悉， 也知道我对情势的发展也略有所知，然而当他谈起下面这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到东线去，接手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　　“我想也是。”我说。　　“我打算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那会使全国都感到惊讶的，”我说，，“因为大家都认为继任者应该是托马斯将军。”　　“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了解这个人，而托马斯将会第一个说，谢尔曼是不二人选。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事已经向南方打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东线战事像南推进一点。”　　他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格兰特将战略行之于语言的方式。我有幸能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他熟悉起来。如果说有一个从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话，那个人就是格兰特，即便是林肯在这一点上也不及他。不过，格兰特是个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在行动上总是很积极。我从未听格兰特用过复杂华丽的词藻，或是讲究什么“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整体他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便是犯了一个错误。有时候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令人震惊。他使用的句子间短却往往切中要害，他对事物的观察也总是出奇得准确。当他在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就沉默。我发现他在战争期间，对夸奖部下总是乐此不疲，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