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做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协议的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的多的办法。经过六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地解决。　　当我们宣布将实行三年期限的浮动工资制后，工人们选出了一个16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与我们协商。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进展，我宣布说因为我的婚约，我不得不在第二天去纽约。有人请求是否可以和一个32人的委员会商谈，因为还有其它的一些人想加入到委员会中来——这是他们内部有了分歧的信号。当然，这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工人们从工厂赶到匹兹堡来见我。谈判有我们一个很棒的工人开场，他叫比利?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他被提拔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认为我们的提议总体上是公平的，但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部门感到很满意，但其它部门则相对来说不那么公平。大部分的工人都自然地持有这一观点，但是当他们开始提出具体是哪个部门吃亏的时候，情况就和期望的大不一样了。没有哪两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会达成一致，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是公平的。比利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认可每吨产品所付的总数，但我们认为没有在我们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现在，卡内基先生，你可以不让我们工作？”　　“安静，安静！”我喊道，“绝不可能，比利，卡内基不会“取消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对于一流的工人，不让他们工作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挑衅。”　　我听到下面有人大笑，接着是掌声，然后更多的笑声，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我们给予了比利很高的评价，冲突当然很快就得以解决，有时候，金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公平、尊重和关心，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抗拒的。　　雇主们只要略微花费一点成本，就可以为他们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还是这个比利?爱德华兹，他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付酬，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他很善于理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进城去大批量地购买下个月的必需品，这样就能介绍1/3的开支。而许多工人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店家要价太贵，而且，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给工人们每两个礼派付一次工资，这就和给他们涨10%的工资一样好了。”　　“爱德华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回复说。　　这要求我们增加些人手和更多的文员，但这都是小事情。他们对物价太高的抱怨给了我启示：他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合作社呢？这个也得以组织起来——公司答应支付租房的费用，但是坚持由工人们自己持股并且管理。于是有了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个机构的价值，至少能让工人们明白，做生意也有很多的难处。　　煤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答应公司可以卖煤给所有的工人，只收成本价。（这大概只有外面煤商要价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安排把煤送到工人的家中，当然得由他们支付运费。